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这是刘禹锡写的《韩信庙》一诗，对他的死因做了充分糅合和提炼。但是，从钟室叹良弓推导出后人怕立功之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归谬法，好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小心眼似的，又好像后世觅封侯的人都成了绝对少数似的，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韩信之死，纯属吕后滥用私刑。

　　韩信到底该不该杀?这是一个令刘邦纠结的问题。一方面他有不赏之功，没有他，就没有汉之立国;另一方面他确实不太安分，叫人很不放心。

　　高祖六年，韩信为楚王，有人密报其谋逆。刘邦迟疑不决，诸多将领却异口同声：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陛下，发兵打吧(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韩信的人缘看来不太好，勋冠三杰，让刘邦的兄弟伙集体患了红眼病。在陈平的建议下，刘邦伪游云梦，将韩信抓起来审查，结果就有了良弓云云。后来的事实证明，韩信确有谋反之心，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刘邦顾念他的功劳，依然赦信罪，封为淮阴侯，留在京城颐养，也算有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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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十年，赵相陈豨在代地不听招呼，刘邦亲率大军征讨。之前，陈豨曾跟韩信有过一次密谈，记录在《淮阴侯列传》里，大意是陈豨在外，韩信居内，等待时机内应外合，跟刘邦争天下。果然刘邦一走，他就蠢蠢欲动，企图袭击吕后与太子。如果成功，则关中必乱，刘邦危矣。好在吕后探知了消息，与萧何设计，诱韩信入长乐宫的钟室杀之，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出处。

　　由此可见，韩信的死，跟刘邦没关系，他的态度亦值得琢磨，回京后，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高兴好理解，老婆的快刀，解除了自己的纠结，也让一场大乱消弭于无形;可是他怜个什么劲呀?我个人理解，他是心有不忍，或者说韩信罪不至死，如果让刘邦自己决策，怕是下不了这种狠心的。

　　那么，问题来了，吕后为何私下里处决韩信?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对违法犯罪的大臣，抓起来交给有司定罪好了，再说丞相萧何还在呢，你一皇后操的什么心?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吕后实在是位了不起的女人，杀韩信，既有帮助丈夫定天下的现实考虑，又有为自己将来安天下的深远考虑。说来话长，我尽量长话短说。

　　读战国史，大家都有毁三观的感觉，譬如某人是A国人，转眼却成了B国大将，转眼又成了C国大夫，忠君爱国几乎是儿戏，以至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成为潮流。由于秦帝国仅存活十余年，这一潮流在汉初仍有市场，是个人都想当老板，天下焉能不乱?项羽焉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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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汲取了始皇帝的得失与项羽的教训，称帝后，既分封异姓诸王，又实行郡县制，内则设相国监督制约之，外则以郡县防范包围之，然则努力白费了，臧荼、彭越、黥布以及原先的六国贵族等，还是先后造反，就连嫡系的老哥们卢绾也心有不甘。刘邦人生的最后八九年，基本就是个灭火队长。

　　作为妻子，吕后当然不能作壁上观。杀韩信，近则可以消除潜在危险，韩信太能打仗了，如果有朝一日放虎归山，那后患，想想都怕，不如杀掉，一了百了;远则可以震慑那些不忠之人消停些，此所谓佐高祖定天下!

　　《高祖本纪》里明确记录了吕后的这种担心，她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卢绾是个鲜明的例子，本乡本土的老哥们尚且这样，何况韩信?吕后念兹在兹的目标，不啻是韩信一个，她是打算尽族诸将的，想法之狠，安天下之决心，可见一斑。

　　杀功臣肯定不对，包括她后来残虐后宫，诸刘，重用诸吕等等，也是不对的。但是，就当时而言，缺乏忠心、浮躁如蚁的韩信之流，不杀还真不足以安天下。战国两百年，楚汉争霸那几年，都是怎一个乱字了得，如果韩信再闹上几年，汉王朝多半又是一个短命鬼，黎民百姓又将饱受战乱之苦。后人为韩信鸣不平，不过是谬托知音或自作多情。太史公评陈豨，措辞就很尖锐：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此邪人，即指韩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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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帝之后，吕后临朝称制，十五年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她的作为，功在社稷，惠在万民，达到了一个帝王的境界，也为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打下了良好基础。

　　历史终究是公平的，玩火者必，求仁者必得仁。如果不杀韩信，刘邦活着也还好，至少刘邦的威望在那摆着呢，久战阵，能够压得住;可是，如果刘邦死了怎么办?还有谁能驾驭的了韩信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