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是《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合称，相传是公元前九世纪一位叫荷马的盲诗人所作。所有《荷马史诗》的现代版本，都是法国贵族让-巴普蒂斯特·加斯帕尔·德安西·德·维罗伊森版本的后裔。1788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印刷版的希腊文《伊利亚特》。10 年前他曾受开明的法国国王指派，到威尼斯小广场上的圣马可图书馆里“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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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罗伊森为自己所找到的东西狂喜不已，随即给他遍及欧洲的朋友们写信通告这一事情。是的，他的发现的确令人震惊：一部拜占庭版本的《伊利亚特》;它似乎出自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在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里收集到很多材料，经过精心筛选之后编纂成了这本书。维罗伊森写道，这本书是“germana et sincera lectio”，即“真实且纯正的《伊利亚特》文本”。

　　维罗伊森认为自己发现了某位名叫“荷马”的诗人的作品真髓。但他却未料到，他的发现反而会令自己的观点受到反噬。18世纪时，有一种观点已经颇有市场：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荷马史诗》是一整个文化的产物，而非一个人的天才之作。维罗伊森的发现无疑是颠覆观念的导火索。当初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摈弃的材料，恰恰给“一个人独创了整部史诗”这种观点挂上了问号。 

　　他们决定塑造出唯一的荷马，但往时间深处看去，好像待选的荷马有许多个。威廉·柯柏在读到维罗伊森的信之后，因偶像荷马的支离破碎而目瞪口呆。他于1790年给朋友沃尔特·巴戈特写信说：我要为你转去维罗伊森写给我的一些趣事，你看了以后一定会毛发悚立，因为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些事，将对不朽的《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和信誉造成可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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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而其中绝大多数已无从考证。

　　1795年，德国一位善于分析、名叫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沃尔夫的年轻学者对维罗伊森出版的《伊利亚特》提出了质疑。维罗伊森怎么知道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在编纂史诗时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妥当?因为大家都知道，维罗伊森所出版的《伊利亚特》，是一部后期编纂的、有了改动的、不可靠的文本;虽说汇编成了一首长诗，但这些文本大都来自吟游诗人，而且在代代相传过程中都经过了加工改动。最原始的版本已不可恢复，所以，荷马，无论他(他们)是谁，是永远都无法弄清楚了。 

　　沃尔夫所提出的，亦即后来世称的“荷马问题”，从那时起争论就从未停息。英国著名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曾在1841年的某篇文章中开玩笑般写道：“有人说，从来就没有这个叫荷马的人;其他人则说，没有荷马这个人?!恰恰相反，荷马有一大把呐!”尽管如此，“单荷马”与“多荷马”的争论，其文本基础恰恰就是维罗伊森与1788年出版的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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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最早的希腊文印刷版《荷马史诗》出现于1488年的佛罗伦萨，出版者是雅典人德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他来到意大利，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教授希腊语。很快，意大利米兰、德国海德堡、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就都有了《荷马史诗》的印刷版。

　　而在这些最早印刷的《荷马史诗》背后，有一个关于其手稿的长史。很多中世纪的荷马手稿后来都流入了欧洲的书房里，因为欧洲人尚未读过中世纪早期的《荷马史诗》。在作品《神曲·地狱》中，但丁借维吉尔之口称赞荷马为“至尊的诗人”;但欧洲人早已失去了阅读希腊文的能力。即便是14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尽管他收藏了一本《伊利亚特》，并且常常亲吻其封面来表示自己的敬畏之情，但里面的字词，他一个都看不懂;他曾如此写道：“荷马于我，如盲人点灯;我于荷马，如对牛弹琴。”

　　荷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荷马史诗》带给我们的震撼，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荷马及《荷马史诗》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