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是看可卿写肃代和海兄的《荒唐陈述》给我启发很大。海兄在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历史就是理解，就是——人/理解/人的表现。因此，他在里面用了一种人性化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让人对于穆宗、敬宗这些传统上作为昏君的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中晚唐文官和宦官，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观点或者可以商榷，但角度无疑是新颖而别致的。可卿的唐史随笔系列，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琐碎，或者主观痕迹太强，但我喜欢里面一些人性化的解读。因此对于安史之乱，我也试图从多种角度来出发来组织讨论，来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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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华夷之辨

　　这个大概是最常见的说法，中唐之后便有此说。近代的河北胡化论似也可归于此类，指唐廷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安置不当，从而引发当地胡化，与中央离心离德，易于被人拉拢对抗反叛朝廷。反对说也有不少，指出挽救唐廷的同样很多是胡人纯臣，而太宗对于蕃将的使用便很成功，等等。如何在对待蕃人蕃将的问题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吴玉贵觉得清朝的政策就很成功，清朝同样使用了很多其他民族作将领，但最高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满人手里。太宗朝之所以重用蕃将而未引起大问题，原因也在于此，立大功和威望最高，掌握最高军权的始终是二李等汉族重臣。而玄宗朝则是跨过了这个限度，掌握大权的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均为蕃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太宗和玄宗重用的蕃将后，发现太宗重用的往往是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铁勒王子契苾何力，王子阿史那社尔，李思摩，贵族执思失力等等。而玄宗重用的都是寒门穷人，安禄山为出身死囚的杂胡，“多是杂种贱胡”，并引以后面忠于唐廷的象李光弼白孝德这些就是王子西域国王等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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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认为，贵族出身的人物更有荣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们自身的身份，对于其部族有很大影响，一旦忠于唐廷对于安抚境外少数民族往往事半而功倍，比如何力对于铁勒部，阿史那社尔对于部的安抚，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出身低微的一旦得享高位，不容易取得下面的支持，在那种不服气和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心态下，往往会引起反叛。而他们生长的环境受到的教育质量较差，对于物质往往有更强烈的追求，也更具有少数民族个性厉烈的特点，并比较了一下贞观朝和天宝朝蕃将素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比较新鲜的观点。

　　2、科举制度

　　反对华夷之辨的说法，其中一个论据是安史之乱的心腹谋事大多是汉人，因此有了另一类说法，安史之乱主要是失意士人和军人结合的缘故。众所周知，唐代门阀士族仍占据很大优势，科举制给寒士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但又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人多极为自负，怀才不遇是唐诗中最常见的感慨，急于用世之心很强，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隐士。科举失意则北走河朔，试图以立军功来出人头地。名诗人高适等都可为例。科举失意，对现实不满，与没办法进入中央“入相”的军人结合起来，可谓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因此产生的破坏力极大。宋代因此吸取了教训，重文轻武压抑武将之余，大大扩招取士人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对于落选多次的考生，也有倾向性政策，因此基本上杜绝了这一条乱源。另外，有说科举制的确立但未完善，不仅是安史之乱，也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之一。各军阀依靠帐下幕僚来出谋划策，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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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纷纭，史学界的说法则更加广泛，如气候说，天气转寒，汉族适应能力下降，草原民族掠夺性加强；还有人认为，超过6千万的民族超过当时社会的承受力等等。说法颇多，期待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安史之乱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