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里对黄皓的评价是灭国奸臣，其虽官阶卑微，权利有限，但仍能玩弄权术，搅得蜀汉朝政混沌不堪，实属历史上又一宦官乱政的典型范例。

　　然而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就蜀汉的政治腐朽而言，黄皓仅是其中一分子，他罪责难逃，说他是罪魁祸首，则又显然是不公允的。恰恰是在朝诸公容身自保，不进正言的状况，为黄皓的售奸创造了大好条件。

　　至于“民皆菜色”，恐怕极难叫黄皓负责。看看一组数字就可以明白了。蜀汉晚年，只有28万户，94万人，带甲将士却有10万2千，供奔走驱使的吏也有4万人。平均不到三户要负担一个兵，七户要负担一个吏，大群官吏的挥霍浪费也落在他们的头上，更不要说频年出动的临时性摊派了，岂能不“民皆菜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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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汉初年决不是这样的，《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后期，巴蜀有117万5千余户，522万4千余人，汉末战乱，由于地理因素，这里未遭破坏，中原大批人户流入益州，所以庞统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当时，无论益州内外，只要对益州略有所知的政治人物，大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益州的富庶不减往昔，。按理说，益州的户口应有所增加，结果却是惊人的骤减，原因不是别的，关键在于自诸葛亮起，就以培植地主阶级为其基本国策。因此，连因罪被贬逐的李严也拥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无怪乎有的大地主竟然拥有依附农民达“数千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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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据《华阳国志》不完全统计，魏晋之交，益州地区被称为“大姓”、“甲族”、“冠盖之族”的大地主，就近170家左右。当政治日趋腐朽时，他们岂能不乘机扩张势力，更何况连年不断的军事活动，残酷的剥削造成人民不堪重负，纷纷逃散，又为他们兼并和隐匿人户大开了方便之门呢。即便是姜维的九伐曹魏，实质上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延续，是贯彻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的另一基本国策。所不同的只是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有安邦定国之能，故其在世时政治清明，这些基本国策的敝病尚未明显表露出来而已。诸葛亮一死，他的后继者均无诸葛亮的能力和才华，蜀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也只有江河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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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权的灭亡，总是有原因的，要求封建史学家深挖亡国之因，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何况后主曾是陈寿父子的皇帝，他必须为讳。否则他在当时的社会中难以取得立足之地。最简便的办法是找那么一两个替罪羊。红颜祸水，小人误国，这是千古明训。孔子也说过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红颜找不到，小人则是有的，宦官本身便是千真万确的小人。东汉后期宦官为非作歹，毒遍天下，人神共愤，龟鉴不远。黄皓是宦官，确实有点权，确实有罪状，他这被陈寿推上蜀汉灭亡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概是这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