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而在东亚，18世纪，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中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鲜后发起“北学中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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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盛世的负面评价

　　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在中国历史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在爆发工业革命，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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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汉唐之所以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

　　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专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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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所谓盛世都需要双面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