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祝认为，徐福东渡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经济的发达，二是港口的自然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宽广，并与腹地有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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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所记，只有当时的琅邪。战国时，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邪建都已经有一百余年。琅邪曾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国中期归属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后，琅邪作为琅邪郡的治所，其重要地位更加提升了。

　　琅邪不仅经济条件优越，而且也是战国及后来的秦国著名的海港之一。位于琅琊台下石河入海河段，附近属花岗岩侵蚀性海岸地貌，水深港阔，起航条件好。另外，徐山附近还有大小珠山，琅琊山等，山上有大量的优质木材，具备打造楼船的充足资源。

　　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邪上书后即被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邪送出海的。

　　徐福东渡航线是哪一条?

　　徐福船队从琅邪航抵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率船队从琅邪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有两种意见：一是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成山头或之罘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是从苏北沿海诸港口(因出发港意见不一)横渡黄海，或至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直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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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祝认为，史记对徐福东渡的航线没有具体的提示，我们只能依据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其前后航线的蛛丝马迹，以及考古成果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论证。

　　越国历来就具造船与航海传统，自会稽迁都琅邪后，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与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邪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三个所谓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诸技术，使秦代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即从沿海的琅邪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船运入黄海，以应黄河以北前线之急需。这证明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即开通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三神山，去求仙人与长生不死药，方士的入海地多在碣石或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有至朝鲜半岛南部或倭人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发生从山东半岛发楼船击匈奴事，其所经之地就是前述北行航线到朝鲜岛西岸之一段。距此事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可能也是走这一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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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祝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随时就近避风浪，补充淡水、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由于当时还没有罗盘，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目视，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吹送或人摇橹，横穿黄海的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而且，这一航线的开通只是南朝以后的事。

　　日本人宫泰彦了也曾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之回流，利用此种回流，可以由朝鲜南部古辰韩地方到达日本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曾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有战国时燕齐的刀币，还有青铜剑、青铜戈、铜铎等，说明战国时已开通此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