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繁荣昌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张氏家族大放光彩的时代。张氏家族中不仅有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军功世家，而且有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邦治国的宰相望族。张氏家族的文治武功在唐朝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张士贵(公元586~657年)，本名忽峍，后更名士贵，字武安。官左领军大将军，封虢国公，子孙袭爵。卒后唐高宗为他举办隆重葬礼，赠辅国大将军，谥号曰襄。当朝宰相上官仪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对他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又诏赠东园秘器，并给仪仗之荣、陪葬太宗于昭陵。家族之荣耀与显赫达到了顶点。

　　张士贵的祖籍是山西盂县上文村。其曾祖张俊，官北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北齐开府车骑将军;父张国，仕隋朝历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和参军，以军功授大都督，定居虢州卢氏县，张士贵就出生在这里。张士贵及其子孙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戍守边防的经历在山西盂县上文村祖坟的墓碑中，均有记载。从九世孙张崇嗣至二十一世孙张书，生前居官在外，死后均葬上文祖坟，且有墓碑记载其业绩。盂县上文遂以张士贵及其裔孙而闻名。隋朝大业末年，张士贵在虢州聚众反隋，后投奔李渊，被封为光禄大夫。

　　按照李渊的旨意，在河南攻城略地，发展势力。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攻下隋都长安后，派相府司马刘文静经略河南。刘文静以张士贵为向导、以所占地盘为依托，在河南战场夺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李渊对屡建战功的张士贵大加奖赏。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指名要张士贵进京奉见，并加官通州刺史。从此张士贵便成了李唐王朝的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张士贵跟随秦王李世民西征，夺取了消灭割据势力薛举、薛仁杲的胜利。接着，张士贵又被任命为“马军总管”，以劣势的兵力击败了王世充的五万马步联军劲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骑兵战例。

　　武德二年，张士贵在李世民的统率下，渡过黄河在山西击败勾结的刘武周割据势力，取得了山西会战的重大胜利。唐高祖对张士贵的卓越战功，破格赏赐。武德三年，张士贵又跟随李世民进军河南，凭借他在河南征战多年的优势，大败王世充和窦建德。此后，又跟随李世民东征河北。由于张士贵多次跟随李世民屡建战功，遂被授为秦王府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嫡系和心腹。武德九年，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玄武之变”中，张士贵又立有大功。《旧唐书太宗本纪》明确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李世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玄武门长上”职务之重要，所以他称帝后，立即任命张士贵为“玄武门长上”，成为禁卫军的首脑。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西南发生暴乱，唐太宗任命张士贵为“行军总管”前去平定。

　　贞观十五年，雄据漠北的薛延陀统军南犯,唐太宗组织五路大军进行反击，张士贵一路出云中，大败敌军。其他四路亦都捷报频传，薛延陀不得不遣使求和。战争结束后，张士贵立即被召回京，依然统率禁军。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诏令调集粮草，招募军士，准备东征高丽。山西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到张士贵军营应募，成为其部属。次年三月，张士贵以“辽东道行军总管”的名义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十月还师，无结果。但“安市大捷”却是这次东征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这次战斗打响后，张士贵首先率领精部队冲锋陷阵，薛仁贵身穿白色衣甲、手持方天戟杀入敌阵的英勇形象，给亲临前线的唐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后来唐太宗曾对薛仁贵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东征回师后，薛仁贵一直跟随张士贵守卫玄武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张士贵致仕，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次年，山洪暴发，由于薛仁贵奋力呼喊，救了高宗一命。高宗特赐他御马一匹。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离开了人间。因此，张士贵对其部属薛仁贵始终是信赖、器重并大力扶持的，根本不存在加害之事。然而北宋以后出现的讲述隋唐故事的话本、小说和戏剧，却把张士贵说成是旧势力的代表，编造了许多薛仁贵的故事，所有这些，纯属虚构。这是宋代及其以后的文人学士为了通过讲述历史，影射和抨击当朝权贵而虚构的，都是特有所指的。因此，虚构的历史上的张士贵是截然不同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张士贵谢世后，陪葬太宗于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