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用驾马的车子参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说，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是指车上位于左侧(车左)、右侧(车右)和居中驾车(车御)的武士，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主要是看你的战车有多少，当时(大国)强国又称“万乘之国”，可见战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是什么模样?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可是综合一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商古车，相当多的车上和车旁发现了兵器，表明它们应该是用于作战的战车。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第175号车上，就有铜戈、铜镞等实用兵器;殷墟西区M43车马坑中埋有一辆前驾两匹马的车子，车厢里放着一个皮质圆筒形矢箙(箭囊)，内装十支利箭，都配着铜质箭镞，箭囊旁还有一件铜弓形器和两柄铜戈。这两车都应是战车。另外，一些车上虽然没有兵器，但所属墓葬中常有成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战车。

　　出土的战车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战时车上乘员的情况。比如山东胶县西庵乡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兵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镞十枚。这两组兵器出土时的位置，正好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根据记载当时一乘战车上应该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那一组制作精美的戟、戈和防护装具，正是为他所用的。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这样的位置，恰好和文献中战车乘员配备及战时情形相吻合。再从已经发掘出的商周车子的车厢宽度考查，一般宽在130-160厘米，进深80-100厘米之间，并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站立在车厢中作战的，所以他们身着铠甲的甲身都很长，与后来骑兵和步兵所穿铠甲不大一样。乘员中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车战武士这样的护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上，驾车的驭手就身着这样的护甲。

　　除了战车乘员外，驾车的辕马也披挂了皮革制成的甲衣。湖北随县擂鼓礅一号战国墓里出土的大量皮质甲片中，就有用来编缀马甲的甲片，据同墓随葬的竹简文字记载，当时的马甲有彤甲、画甲、漆甲、素甲等多种。保存较好的马甲，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马甲胸颈部有25片甲片，分5列，每列5片;躯干部有48片甲片，左右对称，各分4列，每列6片;还有保护马头部的皮甲胄，由顶梁片、鼻侧片、面侧片等6片甲片组成。这套皮马甲能够有效地保护驾车辕马的头、颈和躯干免遭敌方箭石的损伤。

　　战车车厢也需要防护，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出土的四号车，车厢外侧钉装有青铜护甲，甲板每块长13.6厘米，宽约12厘米，厚0.2厘米，共钉80块。2007年结束发掘，最近刚刚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一坑中埋葬着至少105匹马和48辆整车，是迄今为止所见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其中多辆车厢中还保留着铜马甲、马具和铜剑镞、铜戈、铜矛，显然都是当时的战车。更有一编为11号的车厢外侧，装有莲瓣状青铜甲片，排列整齐，保存完好，与上述马鞍冢二号车马坑的四号车一样，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装甲战车”。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战国驷马战车，还将强弩装备于车体上，射程要比弓箭远得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曾经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战争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战车，在我国各地古墓葬和遗址中有大量存留，许多作为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动辄埋葬几十乃至上百组杀殉的骏马和装备整齐的车。杜甫眼中的辚辚车马当然已不是先秦战车的模样，但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各地车马坑中，再现的可都是两千年前能参加实战的真马真车。

　　战车在周朝时就已经相当成熟，而且战车的数量配置和作战方法我们古代军事家有系统性的分析，如姜太公说：”战车应配备的军官数量是，五辆战车设一长，十辆战车设一吏，五十辆战车设一卒，百辆战车设一将。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五辆战车为一列，每列前后相继四十步，每辆左右间隔为十步，每队间的前后和左右距离间隔各六十步。在险阻地形上作战方法是，战车必须沿着道路前进，十辆战车为一聚，二十辆战车为一屯。车与车前后距离二十步，左右间隔六步。

    队间前后左右距离间隔各三十六步，五辆战车设一长，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二里……太公曰车者，军中之羽翼，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中国历史上运用战车取胜的也不少，如晋武帝刘裕设“却月阵”以战车围成弧形，形成坚固的堡垒，等敌将溃之时，再以骑兵突击……战车是攻坚陷阵截击强敌的有利武器，战车虽然强悍但它的弱点也很多比如，机动性没有骑兵灵活，造价昂贵，如果遇到道路坎坷，河水纵横等地理因素，战车就失去了性能… 所以当骑兵的出现，战车渐渐地转变为货车了，只能在运送粮草上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