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西晋“衣冠南渡”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到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史称“衣冠南渡”。

　　第二次：唐朝“安史之乱”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北方是唐政府军与叛军交战的主战场，大批北方居民为躲避战乱逃往南方。

　　第三次：两宋之交“靖康之变”北宋末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发兵南下，消灭了北宋，占据了中国中北部地区。大批北方居民跟随败退的统治者，迁居江南，建立了南宋。靖康之变这前三次北人大规模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第四次：明初大移民根据《元史》、《明史》等史籍记载，明朝初年，由于多年的战争，北方的人口从元朝时占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明初大移民为了维护统治，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移民，命令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在明朝后来多数的史籍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字样，但经过这次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到永乐年间，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到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时，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外来移民，土著居民不过十分之一。

　　第五次：湖广填四川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顺天府尹张德地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经历了明朝末年以来数十年的战乱，已是“十室九空”，重庆城中不过数百户人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的后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曾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了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清代迁往西南地区的民众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了，政策上对移民的奖励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政府还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于是民众蜂拥而至，这次大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到了乾隆后期，那些曾经荒无人烟的地区，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关就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了咸丰末年，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在整个闯关东的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因此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闯关东同一时期，山西北部的居民受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这就是“走西口”。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被称为“下南洋”。这一批前往海外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都在后来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中国历史上这六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促进民族融合、调整人口分布、发展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姓氏源流、谱志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也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如今，全世界的华人都早已是血浓于水，不分你我的一家人了，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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