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也是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比如孔子。

　　从子贡开始，孔子就被称为“圣人”。历史越是往后靠，圣人的思想传播越来越广，而圣人的私生活，细节则越是模糊。自宋代以来，《论语》确定了作为儒学核心经典的地位。可是，这部经典却丝毫没有谈论到孔子的夫人，《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载。给人的印象是孔子一直独来独往，除了儿子伯鱼偶尔友情客串一下之外，他的家庭似乎是残缺的。可是，孔子的夫人究竟是谁?为何在《论语》中，却没有一字提到她呢?

　　受不了女人太“腻”太“粘”

　　原始儒家文献《礼记•檀弓上》曾记载说，“伯鱼之母死”，唐代孔颖达正释：“时伯鱼母出，父在”。伯鱼是孔子的独生子，《论语》曾记载孔子教导伯鱼要学习《诗》和《礼》。伯鱼的母亲，自然就是孔子的夫人了。通过这条珍贵的古代文献，我们才得知，原来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出”了。什么叫“出”呢?古汉语中有“七出之条”的说法，也就是和配偶离异。这就意味着，孔子是离过婚的，而他的儿子伯鱼是生活在单亲家庭，从小跟着爸爸一起长大。了解到这一点，《论语》中没有提到孔子夫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论语》中也有一点蛛丝马迹，透露了孔子婚姻生活的质量。《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在这句名言中，孔子将女人与小人归为一类，并抱怨到：和女人走近了，女人就不讲规矩，远离女人一点吧，她又成了怨妇。正如李泽厚的说法，孔子对女人性格的这种描述，其实还是蛮准确的。

　　《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是一个严肃的人，从吃饭到睡觉、穿衣、行礼、走路都严格按照绅士风度要求自己。那么，这样一个严肃的绅士，自然受不了女人太“腻”，太“粘”。孔子对女人的这个印象，当然也来自于婚姻生活的经历。看来，这位夫人当年很可能是孔子的一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离得近了吧，就经常“粘”人并且“不逊”，拿孔子开一些亲昵的玩笑。可是离得远了吧，又抱怨孔子不讲情谊，哭哭啼啼。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再加上孔子后来忙于政治，最后还周游列国，离家远行，家庭矛盾自然上升，最终导致了离婚。

　　由此看来，孔子的婚姻生活确实算不上幸福。那么，这位与他离婚的太太究竟是谁呢?《孔子家语•本姓》记载：“(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看来，孔子十九岁时就娶了这位太太，她来自孔子祖籍地宋国的“亓官氏”，一年之后，生下了儿子伯鱼。也正是这位亓官夫人，最后与孔子离婚。当然了，李零先生根据《礼器碑》和唐代《孔子家语》的内容，认为孔子的太太“亓官氏”应当作“并官氏”。那我们就按照李零先生的观点，将孔子的太太称为“并官氏”。

　　孔子有离婚经历，显示出早期儒家对男女婚姻持较为宽松的态度。晚清谭嗣同对孔子离婚的经历有一个解读：“夫妇者，嗣为兄弟，可合可离，故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仁学》)谭嗣同高度赞扬早期儒学而批评清朝理学和礼教，实际上正是看到了早期儒家持有一种较为宽松、人性的态度。在他看来，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夫妻关系应该像朋友那样轻松和平等——要是咱俩合不来，“分开就分开”。

　　孔子儿媳再嫁，孙子也曾离异

　　早期儒家对夫妻关系的“理解之同情”，也体现在孔子允许儿媳妇再嫁这一点上。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子思之母死于卫”，汉儒郑玄注：“伯鱼卒，其妻嫁于卫”。子思是伯鱼的儿子，也就是孔子的孙儿。伯鱼早死，他死后其妻并没有树立贞节牌坊，而是自然地改嫁到卫国。伯鱼死于公元前483年，这一年孔子六十九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早逝，孔子自然悲切，但他却没有因为疼爱儿子而阻止儿媳妇再嫁，显示出一种通达的气象。这一点也正如孔子离婚那样，自然而然，毫不造作，丝毫没有明清两朝道学家的虚伪气息。

　　孔子的孙儿子思，父亲死后之后母亲又再嫁，心中留下了一些伤痕。根据儒家原始文献记载，他也曾有过离婚经历。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郑玄注：“子上，孔子曾孙，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由此可知，孔子的曾孙子上，他的妈妈也曾经与他的爸爸子思离婚。

　　这样看来，孔子本人有过离婚经历，儿媳改嫁，孙子也离过婚。可是，文献并没有记载子思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只能根据文献推测。

　　《檀弓上》说，子思在离异的妻子死后，告诉儿子子上，这个女人作为我妻子，也是我儿子的母亲，但她现在不是我的妻子，也就不能算儿子的母亲，因此我儿子不必为她行丧母之礼。在对待离婚问题上，子思显得没有孔子豁达，对前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怨气。不知这源于自己母亲改嫁的记忆，还是和前妻感情不和。但无论怎样猜测，孔子一家祖孙三人，都有过离婚或再嫁的经历，确实显示出早期儒家对男女和婚姻上较为豁达的态度。

　　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

　　早期儒家认为，男女之间正常的欲望是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礼记•礼运》一篇，李学勤先生认为属于孔子弟子子游一派，当然很能代表早期儒家的观点。《礼记•礼运》中强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明确承认了人的正常欲望符合自然法则。《礼记•内则》中甚至提出：“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也就是说，即使你的太太老了，但只要还不到五十岁，就应该照顾到她的性要求。这一背景，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离婚，以及允许儿媳改嫁是有帮助的。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也承认男女之欲为自然。《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孟子•梁惠王下》中还希望“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这种对待男女问题上的豁达态度，正是能够接受自由离婚的基础。

　　实际上，根据江晓原先生的说法，早期儒家除了自由离婚和改嫁之外，甚至还提出过类似于现代“试婚”的观点。《礼记•曾子问》中记载，新婚妻子三个月后才到男子家庙去拜见祖先，如果三个月之内双方不和谐，这婚姻仍可取消(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这种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清朝道学家所不敢想象的。

　　正因为早期儒家对人性有一种通达的认识，在离婚、改嫁等问题上都从容自然，因此在以追求复兴早期儒家精神为目标的宋代，这一态度遥接先秦，对妇女离婚持自然而宽容的态度。

　　例如，在大儒范仲淹制定的义庄规定中，明确提出，如果自己家族的妇女离婚后要再嫁，家族就支援她二十贯钱，而如果是本家族男子要再娶，家族就不给钱。可知，宋代的儒家不但允许妇女再嫁，还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对于男子的再娶，经济上则不持鼓励态度，这恰恰是对弱者的保护。因为离婚后的妇女，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资助。

　　孔门一家祖孙三人离婚和改嫁的故事，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了解这一背景，不但有助于理解早期儒家对待男女婚姻的通达，更有助于理解《论语》中核心价值之一的“恕”道，也有助于理解早期儒学的人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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