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回 前进。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泰州学派观点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