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后半叶，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海上上升为统治地位，第一批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基督教传教士，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港，白晋便是其中一位。由于他们是以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到中国来，因此这也是中法外交关系的开始。在路易十四眼中，这些耶稣会士们担负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那些罕见的中文书籍、开展天文测试。他们于1688年到达北京，白晋和张诚一起留在康熙帝身边，深得康熙的喜爱。作为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白晋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对《易经》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这是前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事情。

　　白晋(1656-1730)年轻时候就读于耶稣会学校，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其十分推崇，求学期间，他就产生了到中国去传教的愿望。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在巴黎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他把《易经》视作是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完美的。他认为《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六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晋已经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他的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易经》，但是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曾召见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进宫辅助白晋一起研究《易经》，这是目前发现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的文献。

　　康熙一直十分关心二人研究易经的情况，多次问及此事，甚至对白晋研究《易经》给予具体的指导，告诫他“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不过，作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

　　在梵蒂冈图书馆现存有关于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情况记录，他们在对《易经》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白晋对其中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感兴趣，傅圣泽去把精力集中在道教上。

　　至于康熙皇帝为什么热衷于让传教士们研究《易经》，张西平先生在《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一书的序言当中认为，康熙皇帝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的”。

　　康熙皇帝从刚即位时的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就对西方的科学有了兴趣，他请南怀仁为其讲授天文和数学，张诚、白晋等又在他身边给他讲授几何学。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这段话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的典籍《易经》联系了起来。表明了康熙的“西学中源说”思想。

　　“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之前，已经有了“西学中源说”，康熙已经有了《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头的想法，这也是康熙对待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策略，所以说他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是着这强烈的政治意图的。

　　白晋作为耶稣会士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索引派的主要成员。白晋为了坚持利玛窦的政策，就采取索引派的路线，企图从《易经》等中国古籍中寻找神迹。他认为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发现了一条让众人了解中国正确哲学的可靠道路。他认为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没有比向他们展示天主教如何符合他们祖先的法则与他们的主导哲学更适合的办法了。然而，教区的反对派却认为，这样的话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要求白晋对所有上交给康熙的文稿都要进行审查，这中做法实际上是罗马教权对中国皇权的挑战。礼仪之争是康熙年间中西方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对康熙的天主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华传教士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但是，白晋作为索引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理论的建立直接得益于对《易经》的研究。索引主义的这种观点，成为中国和在欧洲的西方人，以比较的眼光来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手段，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像白晋这样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亲近皇帝、远离中国知识界，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的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学问、找到中西的相同点，是其在华推行其传教目的的手段。而他们研究中国典籍与中国传统的方式是不相同的，这种有意识地不同，使得之后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学，也不是沿着中国传统的方式发展。这种深刻的差异，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