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悬赏宋朝军队主帅人头三千铜钱,宰相:钱太少
好水川一战,是由于任福自作主张,违背了韩琦的作战计划而造成的惨剧。但所任非人,韩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夏竦向朝廷上书,说战败是任福违命所致,罪不在韩琦,并以从任福身上找到的韩琦的手令和耿傅的书信为证。但韩琦还是上表自劾,赵祯仍然贬韩琦至秦州任知州。
前线战败,京城就有人说事儿了。
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与元昊私通书信,有通敌之嫌,其罪当斩。
枢密副使杜衍极力为范仲淹辩护,说范仲淹给元昊去信,是招降,这是替朝廷办事,通敌是无中生有,不能因此而加罪于范仲淹。
赵祯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时没了主意,干脆命令范仲淹自己来解释这件事情。
范仲淹立即上表,说刚开始元昊来书求和,有悔过之意,便复信向他宣示朝廷的恩威,后来好水川宋军战败,元昊气焰嚣张,又来信百般羞辱,因信中言辞带有极大的侮辱性,便当场撕毁了来信。他认为,如果将原信上奏朝廷,会使皇上受辱。撕毁来信,只他一人受辱。
赵祯收到范仲淹的申诉后,又将中书省、枢密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研究。
宋庠、杜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各执一词。赵祯叫吕夷简发表意见。
吕夷简是最张惩罚范仲淹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杜衍说得有道理,只需对范仲淹略加惩戒即可。
杜衍知道吕夷简奸诈,且惩处范仲淹的主意也是他出的,尽管他不知道他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但对他放了范仲淹一马还是表示欢迎的。
宋庠就不同了,他与吕夷简本是同一战线的人,吕夷简的突然反水使他空做了一回恶人。因此,他气得要命,气归气,事实还得接受。
处理结果很快下达了,范仲淹降职处分,知耀州,但不久又改为知庆州,大概赵祯知道,前线少不了范仲淹这样的人。
赵祯又命工部侍郎陈执中任陕略安抚招讨使,同夏竦同判永兴军。
陈执中、夏竦两人过去关系就不好,经常磕磕碰碰,这次同判永兴军,两人是你打你的鼓,我敲我的锣,尽搞窝里斗,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为了调解这个矛盾,赵祯改命夏竦屯居鄜州,陈执中屯居泾州。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难道赵祯安排陈执中任陕略安抚招讨使时,就不考虑这些因素吗?
夏竦在西北守边二年,除了带着侍妾,整日里流连酒色之外,再就是出去打猎散散心外,根本就是无所事事。
在这期间,元昊又导演的一场恶作剧,他在边境贴了一个告示,悬赏夏竦的人头,说有人砍下夏竦的人头,他出钱三千文以资奖励。
一个堂堂的宋军前线主帅的人头仅值三千文钱。这道悬赏告示,在边境传为笑话。元昊是借此羞辱宋廷,羞辱夏竦。因为当年大宋皇帝也曾悬赏取他的人头,赏赐的是授予定难军节度使的高官。言下之意,宋军守边主帅仅值三千文钱,不值钱。
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把部队驻扎在天都山休整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以后,又带领着机动性极强的骑兵,攻打麟州,破宁远寨,陷丰州,把宋的边境搅闹得烽烟四起、鸡犬不宁。
宋军除非不出师,出师必败;夏军除非不来,来必满载而归。
朝廷以张方平为首的一批谏官联名弹劾夏竦,说这样一个庸才,不能担当边关御敌的重任,建议赵祯另择他人前去巩固边防。
赵祯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将夏竦调离边关,另行安排工作。并重新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四个战区的长官分别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防守,各司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这四个人除王沿外,打防御战都很有经验,他们到任后,修城筑寨,招藩抚民。特别是范仲淹,深得羌人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待制,故有此称呼。
正是由于这一改变,使宋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自大滑向畏敌如虎,从此,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采取了退缩防守的策略,走上了消极防守的道路。
西夏骑兵在旷野上打仗,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具有很大的优势,打攻坚战不是他们的强项,面对躲在坚固的城堡里的宋军,他们无可奈何。元昊知难而退,稍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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