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到去国外旅游，近到去朋友家吃饭，现代人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离不开地图了。对今日的我们来说，那些印在古书里，或者刻在石头上的古代地图简陋得有些可笑，但如果让我们回到两三千年前，在没有高速交通工具和精密测绘仪器的情况下，试着将眼前三维的山河形势浓缩在一张二维的纸或一块布帛上，那该是多么困难。

　　而这样的难事，裴秀就做得非常漂亮。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上，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裴秀被认为是一位有着开创之功的人物。他提出的“制图六体”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图绘制学，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专家指出，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来自山西显贵家族

　　族中宰相将军过百

　　在山西省的南部，有一处山河雄伟壮丽的地方，东部中条山层峦叠翠，林啸水吟，西部稷王山孤峰独标，中部涑水河谷平坦富饶。它就是裴秀的故乡——史上闻名的闻喜县。闻喜原名左邑桐乡，今名还与广东密切相关——当年汉武帝巡视至此，接报征南军队破南越，一喜之下将之改名。

　　距离闻喜县城25公里的礼元镇裴柏村，现在被改造成了气势恢宏的“中华宰相村”，新建了不少景观。闻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号称“天下无二裴”。其始祖为赢秦始祖秦非子之后，家世绵延近3000年，仅入正史立传者即达600余人。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再小一点的官，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此外，裴氏家族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所谓“将相接武、公侯一门”。

　　如今走在裴柏村中，仍能看到许多与裴氏家族有关的遗迹，比如建于唐贞观三年(629)的晋公祠，祠为唐代四朝重臣、晋国公裴度所立。又如《裴光庭神道碑》由名相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基书写。

　　裴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少年成名，凭借杰出的才能和功劳，位列司空之位，管理地图在其职责之内。他“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路经路，为地图十八篇”。这就是著名的《禹贡地域图》，我国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沿革地图集，也是裴秀“制图六体”理论系统集大成的作品，不过今已不存。除此之外，裴秀还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大约相当于今天1：150万的地图，此图在中国沿用几百年，可惜之后就湮没无存了。

　　“制图六体”：影响中国地图绘制千余年

　　传说中，中国古地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当时有河伯给大禹献上青石地图，大禹据之治水。在此之后，荆轲入秦所带的地图，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见于《史记》的这段记载却可以证明，在战国时我国就已经有地图。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曾经遍收全国地图入咸阳。

　　考古中的实物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7幅战国晚期木板地图，为秦国所属邽县的地形和经济图。它们和同时出土的纸质地图，分别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地图和最早的画在纸上的地图，为稀世国宝。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三幅绘制于公元前168年的西汉地图则表明，当时的地图已经具有相当的精美和精细程度了。

　　在这些绘图技术的基础上，裴秀在258年左右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即比例尺，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来区别面积大小;准望，确定目标物彼此之间的方位;道里，确定路迹的里程数;高下，即遇到高地时要将翻越的路线取下面的水平距离;方邪(斜)，指有湖泊等障碍物阻挡时，道里应取直线为两地距离;迂直，指人迹路径上下迂回曲折时须予以取直。山西测绘志的编纂者之一杨宪光先生指出：“在1700多年前的晋代，能有如此高明的系统论述，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全世界，都是很了不起的。”

　　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沿用千年之久。现存的宋代石刻地图如《禹迹图》等之上，可以看到密密的小方格，即为“计里画方”的体现。直到清末，这种小方格还和经纬线同时成为绘制地图的标准。

　　杨宪光指出，直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采用椭圆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引入中国，建立在传统“天圆地方”基础上的“制图六体”的地位才开始动摇。

　　站在“巨人的肩上”

　　得力于门客的支持

　　裴秀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地图学家。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杰出的执行者——京相璠。而他“制图六体”的理论，也与无数前人的默默努力分不开。

　　关于京相璠的记载见于史籍的极少。从《隋书》中可以得知，他是裴秀的门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写道：“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即裴秀)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地名》。”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裴秀的《禹贡地域图》等作品，应是他在司空任上，由所属单位完成的。由于他任司空的时间仅三年三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加上当时没有现代仪器工具，工作量浩大，必然需要延请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来从事具体的工作，京相璠就是其中最得力的人物。

　　据地理学家刘盛佳的统计，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裴秀的只有一处，且无引文。提到京相璠并引其文的则有76次之多，几乎与另一位被引用的主要对象杜预持平，可见郦道元对京相璠所做工作的重视。

　　关于裴秀究竟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在马王堆地图被发现之后我们可以试着去推测。在其中的《驻军图》上已经绘制出相当于现代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26度之间的广大区域，是今天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的嘉禾、广东的连州一线以西;北及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的南海，也即潇水流域和南苓、九嶷山一带。按现代比例尺折算，大约为18万分之一。当中标注了大量的居民点、道路、河流、山脉、防区界限、军队驻地、城堡等内容，而且与现代的测绘结果相当接近，不仅设有“分率”，也精密地考正了“准望”，“高下”、“方邪”、“迂直”也都具备。

　　学者们据此认为，它们是经过实测的地图。并且可以进一步推论，先秦两汉的制图经验和技巧，很有可能通过专业人员一代代传下来。裴秀将当时和前人的地图学经验、技艺去粗取精之后，形成了自己精炼严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具体运用在《禹贡地域图》的编绘当中，这在我国地图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