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普天之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但其各自的身份并不相同，差别很大。从黄册制度有关差役优免的各种规定中，即可以看出其应役臣民的等级差别。大致有以下三个身份等级。

　　第一，官绅等级。即能够享受优免的在职官员，包括一些吏员，以及监生、举人、生员和退职乡绅等。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下诏令说：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令官员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以上所言徭役均指杂泛差役。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规定：“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令六部、都察院、应天府并两院判禄司、仪礼司、行人司随朝官员除本户合纳税粮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尽免。又各处功臣之家，户有田土，除合纳粮草夫役，其余粮长、里长、水马驿夫尽免。”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更扩大优免范围，议定如下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每降一品，免粮额减二石，人丁减二丁。降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闭住者免一半。品级不同，所得优免数额各异。官员的品级也显示了其不同身份。

　　如上所述，在当时有关赋役优免事例中，还有一些对专职役户如军户、匠户、灶户等加以某些优免的规定。其原因是，这类役户既要完成其专职差役，如军户要向卫所起解军丁，匠户要到京城造作，灶户要到盐场应役等等，此外，又都要负担里甲正役，二者同在一身，不堪重负，而不得不减免某些粮差，以保证其专职差役的完成。其与官绅因为享有特权而得到优免的性质是不同的，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地位。

　　第二，凡人等级。亦称庶民等级，即广大的不享受优免的各色应役人户。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窑户、酒户、菜户、果户、园户、铺户、站户、陵户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这些人户在黄册之中又被分别划分为上户、中户、下户等不同的户等，以担负不同的差役。《诸司职掌》载：

　　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县，攒造黄册，编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遇有差役，以凭点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仍令复业。

　　赋役黄册实施范围

　　止一二丁，田种不多，而别有生理，衣食丰裕，以仆马出入者”即为上户;“有三丁以上，田种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虽止有一二丁，田种不多，颇有生理，足够衣食者”即为中户;“有一二丁，田种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日，或虽止单丁，勤于生理，亦够衣食者”即为下户。从遗存的黄册文书来看，上户、中户在一里之中均占少数，多为里长户，而下户占绝大多数，多属甲首户。黄册里甲的编制是，每10户里长加上100户甲首编为一里，称为“正管”，均属应役人户。此外，每里还有一些鳏寡孤独，“贫门单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佣工借贷于人者”，一般被划为下下户，附于册后，称为“带管畸零”，属于不任役者。可以看出，户等是按经济实力划分的。其中又体现了地主、自耕农或佃农等这样不同身份。

　　第三，贱民等级。即奴婢、佃仆等不被编入黄册的人户。佃仆虽与奴婢有别，但由于其与家主有较严格的隶属关系，而一直被视为家主的奴仆，当成贱民，“遂不得自齿于齐民”，被排除在国家编户齐民之外，不登于官府户籍。佃仆户的由来是，其先世多为富贵之家服役，有的虽配与妻室，但仍为之仆。“当时豢养恩深，名分自不可紊。迨其后有主念辛勤而听其自为家者，有主渐破落而听其各自谋生者，一传数传之后，各已另居其居，自食其力……然而主家子孙，凡有婚丧之事，必令执役，稍不遂意，则加捶楚。甚至地产丁粮，必寄居主户完纳。子孙读书，不许与考应试。自明迄今相沿数百年，主家族众呼为世仆，闾里乡党目为细民。若辈只得忍气吞声，居于贱列。”这里所说佃仆之家“地产丁粮，必寄居主户完纳”，就是由于佃仆户不入公籍，不被编入黄册的缘故。“民只知供正赋，其应公家者，皆故家子弟，非有包头雇役及细民窜人版图者。”所谓“版图”，即指赋役黄册一类公籍。关于佃仆“地产丁粮，必寄居主户完纳”之事，在遗存的徽州文书中即可得到证实。　明崇祯至清咸丰休宁朱姓置产簿中所录《嘉庆二十二年休宁顾道元卖田契》所反映的情况即是如此。

　　奴婢、佃仆即使积有土地赀产，自立门户，亦不得编入黄册，凸显出贱民与编户齐民的身份差别。

　　世袭制度

　　赋役黄册配户当差制的基本特征是，人户皆以籍为定，役皆永充。即一旦被定为某种户籍，则世代相承，永当此役，不可改变。并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所谓人户以籍为定，有两重涵义。一是所定户籍不准变乱，不准避重就轻。如军籍、匠籍若变为民籍，即是变乱户籍，皆属违法。二是役皆永充，世代相承，不许变动。“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其实，其他各色人户的户籍，亦均以洪武黄册所载为准，不许更改，也是一种永充性质。“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千，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田有定(额)而丁有登降，田虽易主而丁不能改其籍。”隆庆《仪真县志·户口考》载：“有渔户，有船户，俱祖充，隶应天府六合河泊所。岁办采打，赀贡鲜及麻铁翎鳔油料。仍当里甲正差。”这里所言“俱祖充”，即是说这些渔户、船户由来，本是因其祖先最初在编制黄册时被佥充，而一直承袭下来没有改变。

　　《明史》载：“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绝对。在明朝长达270余年的历史中，亦可见到一些诸如军籍改为民籍的事例，然而，稍做考察则不难发现，其或因为官至尚书，或由于皇帝开恩，或因与皇族联姻等等，多属特殊情况，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不存在“役皆永充”的原则。

　　此外还规定，军籍、匠籍皆不许分户，《大明会典》载：

　　景泰二年奏准，凡各图人户，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婿，今子长成而婿归宗另爨者;有先无子而乞养异姓子承继，今有亲子而乞养子归宗另爨者;俱准另籍当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户内，如果别无军、匠等项役占规避窒碍，自愿分户者，听;如人丁数少，及有军、匠等项役占窒碍，仍照旧不许分居。

　　军籍、匠籍皆不许分户，主要是防止因分丁析户而规避差徭，以保障其专门役职的完成。

　　又规定，黄册之中军籍丁尽户绝者，不准开除，以备查驳。“天下之根本莫重于黄册，而黄册内所重者，莫甚于户籍，尤莫甚于军籍。凡军籍丁尽户绝者，不许开除。见(现)有人丁者，不许析户。”现存《万历三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文书中，最后即载有36户军绝户，如册中第一甲最后一户：

　　一户朱张寿 绝军

　　人口男不成丁二口 本身二百卅五 侄千里二百一十五民瓦房一间

　　这些绝军人丁的年龄多在百岁乃至二百岁以上，实系名存实亡。但每次大造仍照旧开报，主要怕其子孙更改户籍，以备查考。

　　以上实行的人户以籍为定、役皆永充等各种规定，可明显看出赋役黄册实为一种世袭制度。

　　衰亡松解

　　明代黄册里甲编制的基本原则是，每里110户，分为10甲，轮流应役。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但其实质，是把大明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无例外地组织到黄册里甲之中，都必须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徭役。它本是一种人身奴役制度。在均平赋役的背后，是事实上人们身份的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以人身奴役为对象的落后的徭役制度，乃是建立在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在劳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阶段，在社会生产等各种活动中，人的单纯体力劳动均占首要位置，最为重要。于是，人身奴役即成为统治者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古代至宋代以后，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到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以人身奴役为特征的徭役制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黄册里甲采取十甲轮流应役制，须把人户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须以里甲间人户经济实力的均衡和稳定为前提。而明代土地私有发展扩大，土地买卖更加频繁，沧海桑田，变化无常，人户的消长与贫富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里甲编制均衡的被打破不可避免。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更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并使赋役的纳银化成为可能。尽管黄册实行的是世袭制，具有一种凝固性，但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冲击下，黄册制度的衰败与赋役制度的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人们身份等级的变化，已是历史的必然。

　　这里，还要再谈商籍问题。如前所述，在黄册所立各种户籍之中本没有商籍。然而，明代后期又出现了所谓“商籍”。至迟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在两淮即正式设立了“商籍”。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两浙亦设立了“商籍”。不过，这种商籍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专为某些盐商及其子弟在经营地所设的一种学额和考试资格。这种商籍的含义与限制是，其占籍的身份限于盐商及其子弟;且仅限居于本籍之外者，甚至不包括同省不同地者;商籍获得者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并在当地府、州、县学中另占有为之特设的学额。简单地说，它只是某些大盐商及其子弟获得的一种科举考试特权。原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向重视应试者的出身与身份，规定只有编户齐民，即在官府的公籍上载有正式户籍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有地域性限制，考生必须在其户籍所在地即“原籍”应试。《宋史·选举志》载：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

　　赋役黄册宫廷版

　　即，商人在科场中被视为“异类”，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由来已久。明制：“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凡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者均被视为违法而要受到严厉查处。这样，明代黄册从其功能来说，除了赋役征调之外，还有区别人们社会身份与控制臣民的作用。然而，明中叶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频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的黄册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统治者对工商业依赖的程度也大大增加了，于是，其对人民的控制亦在某些方面有所松解。此即是明代后期商籍出现的大背景。尽管明代商籍实行的范围仍很有限，它仅限于两淮和两浙的一些大盐商，其较广泛实行，则是清代之事;尽管明代后期出现的仅作为科举考试资格的商籍，仍与黄册之中的役籍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的出现，使商人从科举考试中的“异类”变为得到官府的正式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人们社会身份的重要变迁，是一种明显的社会进步。

　　至于明代的赋役改革，从明初宣德年间周忱的赋税改革就开始了。其后经过正统时创立的均徭法，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均平银，明后期实行的十段法、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各地实施的均田均粮运动，可以说，赋役改革贯穿了后明。这一改革，其后又延至清代前期，直至雍正时的摊丁入亩才最后完成。在明清赋役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随着明朝的灭亡，黄册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黄册制度的衰亡，正说明了实行了几千年之久的人身奴役制度，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从而标志了中国古代徭役制的结束。黄册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徭役制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终结。黄册制度的衰亡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徭役制的枷锁，从而使人身束缚有所松解。封建时代严格的身份等级亦随之变化。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最初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