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省份名称，许多是以名山大川命名，彼此不乏对应的称呼。譬如太行山分隔开“山东”、“山西”，黄河区分了“河南”、“河北”，连洞庭湖南北也有“湖南”、“湖北”，但偏偏作为国内第一大河的长江，因之命名的只有“江西”，却无对称的“江东”，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大变小的“江东”

　　“江西”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初政区实行州、县二级制，由于州的数量太多(达300多个)，中央政府管理起来很麻烦。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苦于记各州长官们的名字，只好将他们都写在屏风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贞观元年(627)，便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其中北方、南方各五道，人称“贞观十道”。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整个华中地区。“贞观十道”尤其是江南道的范围过于广袤，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颇大。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风流天子唐玄宗遂将道的数目增加一半，达到15个。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被分为黔中道(治所今四川彭水)、江南西道(治豫章，今南昌)、江南东道(治吴县，今苏州)。今日的“江西”之名即是取了“江南西道”的简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势已成。节镇(北方多叫节度使，南方多叫观察使)取代了道的地位，结合各地的半割据状态，朝廷又把江南东道再分为浙西(今苏南及浙江钱塘江以北)、浙东(今浙江钱塘江以南)、宣歙(今皖南)、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俗称仍为“道”)。

　　经过五代的短暂分裂，宋代改“道”为“路”，与“江西”相对的“江东”又“复活”了。但这一时期的江南东路辖区已大大缩小，实即唐代的宣歙观察使辖区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区，鉴于这一地区没有大城市，所以把五代十国南唐故都升州(江宁府，今南京)从两浙(西)路析出，并入江南东路作为首府(转运使驻地)。

　　元代统治者发明了行中书省，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的一大变革，其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在行省制度下，宋代的江南西路换个马甲又成了江西行省。命运多舛的江南东路就没这么好福气了，虽然一度被改为江东宣慰司，但随着元朝对南宋故地统治的巩固，江南东路就与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一道划入了新成立的江浙行省。

　　消失的“江东”与庞大的南直隶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南京应天府。明代改前元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称仍为“行省”)，江西行省因之改为江西布政使司而延续。但明朝也不曾恢复故宋的“江东”，而是以应天府所在周边区域为“直隶”。于是太湖流域的财富之区尽属直隶，旧两浙西路只剩下治所杭州府与各方面均无足轻重的严州府(属今杭州市)，与旧两浙东路合建浙江省。

　　由于凤阳是朱元璋的桑梓之地，也是祖先陵寝所在，太祖皇帝的乡土观念使得明初的“直隶”北界竟越过了淮河，大体上囊括了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的广阔区域。大概朱元璋自己也觉得这个直隶着实大得离谱，于是一开始就将原江南东路的信州府(今上饶)等地改隶江西省，洪武十四年(1381)又将旧两浙西路的湖州、嘉兴两府还属浙江省。

　　随着明成祖把首都迁往北京顺天府，改北平行省为(北)直隶，南京降为留都，管辖区域相应改为南直隶(今安徽省、江苏省与上海市)，遂形成明朝所谓(南北)两京十三省的体制，而只剩下形影相吊的“江(南)西”。

　　以往历朝历代的留都，多只是荣誉上的虚衔，不曾设有与都城一样完整的行政机构，“商迁五都，不别置员。周营雒邑，惟命保釐。汉、唐旧邦，止设京尹。宋于，仅命留守”。而明朝的留都南京却同样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机构，“设二都于南京与北京，造就了两个都市区，从而将中原的两端均置于国都的直接管理之下。这是中国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

　　两京制度下的留都机构设置同于北京，只在前面加上“南京”二字，设有宗人府及(南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建制同北京明朝中央的六部无甚差别。通常有一尚书总领五侍郎留陪都，以南京兵书尚书专任参赞机务，与勋臣担任的南京守备及守备太监一起构成留都权力核心。

　　南京官员名义上是“京官”，与地方各级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等官不同，但就职权范围而言，仅限于南京及所辖南直隶地区，对其他地区事情无过问权，更无指挥权，实与其他行省无异。南京六部官员多为闲职，称为“吏隐”，如景泰年间，何乔新任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政务甚简，终日闭户读书”，明代中后期之后，“大臣有不合目忌之者，即打发至南京”，南京各衙门更是沦为政争者的收容所。

　　虽然如此，迁都后南京政治地位的降低只是相对京师(北京)而言，作为两京之一，南京实际上是明朝的一个备选首都。土木堡之变时徐有贞等人就曾主张南迁;崇祯末年，在与满洲及农民军作战屡败时，北京岌岌可危时连崇祯帝的皇后也说“我们在南边还有一个家”。最后，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当年四月初八，消息传到南京，仅过了一个月(五月十五)，利用南直隶完备的机构设置，南明弘光政权就成立了。

　　“江南西”与“江南”并称“两江”

　　清朝入关之初，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区划和建制。明代十三省全部照旧。但是清王朝却面临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南直隶：“府一十四，州一十七，县九十六”;“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由于南直隶对明王朝的地位特殊，因此清朝的统治者也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摄政王多尔衮郑重地召开过御前会议，令“九卿、科道会议江南设官因革裁并事宜”。会上居然出现七种主张，从“议立都督府，以亲王领之”到“六部堂官俱应分设如行在例”，统统主张规格高于行省。但这些意见不合最高统治者的胃口，多尔衮下令，以明南直隶的辖区为范围，“著改为江南省”;应天府尹，亦贬为江宁知府。

　　新鲜出炉的“江南省”其实名不副实。在黄河夺淮改道后，“江南省”的北界居然在黄河以北!恐怕称作“河北省”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了。无论如何，“江南徐州府”的称谓听上去都颇为滑稽。相比之下，“江南省”四分之三的辖区在长江以北反倒尚在其次了。

　　与明代不同，清代的总督、巡抚渐成常设之职，明代主管钱谷的布政使与主管刑名的按察使反成其属官。尤其总督往往兼辖数省，俨然封疆大吏。除了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外，“地居藩首”的正是两江总督(1649年设)，所谓“两江”，今天往往被误解为江苏与浙江，其实不然，指的即是江西省与江南省。前者大体沿袭了唐宋的江南西道(路);后者虽然和宋代的江南东路一样都以今天的南京为治所，辖区却远远过之。按说“江南西”本就属于“江南”，如今两者却成了并列关系，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这个臃肿的江南省到了清朝统治者也感觉太大的地步，其势不得不分。几经改动之后，康熙六年(1667)，清廷下令“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俱有布政使各二员，驻扎各处分理”。

　　江南省东西二分为江苏、安徽，各具其古人眼中所谓的形胜关隘，省域内淮北江南贫瘠富裕，又能相互搭配。但与陕西分拆陕西、甘肃，湖广分拆湖南、湖北不同。江苏、安徽两省仍然是剪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两江总督与安徽布政使、江苏按察使同驻江宁城，江苏巡抚与江苏布政使同驻苏州城，安徽巡抚与安徽按察使同驻安庆城。

　　若以巡抚为准，安徽的省会是安庆;而以布政使为标准，安徽之省会又搬到了江宁(南京)。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迁往安庆，安徽省会才算最终敲定。结果安徽省政府异地办公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在此同时，江宁城里又多出一员“江宁布政使”，管辖江苏境内的江宁府与江北州县，又产生了清代江苏省有两个省会(江宁、苏州)的奇特现象。

　　事情还有下文。1905年，清末“新政”，因海运大兴，清廷裁撤在淮安府的漕运总督，却又借口“江北地方辽阔，宜有重镇”，将漕运总督改为江淮巡抚，辖“江宁布政使所属之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继江南省一分为二之后，似乎江苏省也一分为二了——这等于宣布两江总督在江苏无地可辖，实际被完全架空，自然引起时任两江总督周馥为首的官僚群起反对，竟迫使清廷收回成命，江淮省从设立到废除，只有短短三个月，形如儿戏一般。

　　时至今日，唐代的江南东道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莫过于上海市的分立，唐代江南东道的治所苏州遂一分为三;松江府与母体嘉兴府分隶沪、浙;而秀州(嘉兴)与母体苏州又各属浙江、江苏。由此可见，相比江南东道千余年来令人炫目的分分合合，“江西”之名传承千年以上，所指地域也基本稳定，反倒成为一个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