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因商业富国，其商船所到之处，遍及亚洲沿海国家，甚至远至东非沿海国家。南宋的商船在与各国贸易通商的同时，一些外商因为钦慕中华文明和经济的富庶，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经商。这些外商精通中外语言，往往会充当中外贸易之间沟通的“桥梁”，能量较大者则成为操盘手，直接管理中外贸易，个中还有人成为国家海关(市舶司)的高级领导。

　　这些外商在南宋得到特殊的优待，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比较高，其中还有一位当上封疆大吏，执掌一路(省)的军政商大权，可谓风光无比。然而，此人虽深受宋廷的知遇之恩，但在国家倾覆之际，不思捐躯报效，反而忘恩负义、见风使舵，出卖并南宋皇族，从而加速国家的灭亡。此人无耻之尤的行径，恰好应验了一句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此人便是“蕃客回回”(即阿拉伯人)的代表人物蒲寿庚。蒲寿庚的祖上在10世纪之前已定居占城(今越南南部)，约11世纪时移居广州经营商舶，并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豪商。13世纪初，随着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被泉州代替，蒲氏家族也随即迁往泉州。到了蒲寿庚父亲蒲开宗之时，曾因经营贸易有功，被南宋朝廷授予“承节郎”的官衔，有了较高的政治身份。

　　南宋末年，南海一带海盗猖獗，并一度进攻泉州城，守城的官军无力守御。此时，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私人武装，成功地帮助官军击退海盗。事后论功行赏，蒲寿庚竟然被超拔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掌管一路(省)的军政大权，同时统领海防，权力极大。

　　当时的泉州早已取代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商港，曾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蒲寿庚家族在泉州经营多时，拥有数量极多的商船和庞大的海上私人武装，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海皇帝”。同时，当地还生活着人数多达3000人的宗室成员，自建炎南渡随南外宗正司迁居至此，已生息繁衍百余年时间。如此庞大的宗室集团，居住在蒲氏家族实际控制的泉州，无形之中便成为他们手中的人质，这自然给了蒲寿庚和朝廷对抗的砝码。

　　就在蒲寿庚主政福建后的第三年(1276年)，蒙元大军攻破南宋行在临安城，将赵家皇室掳往北廷，而坚持抵抗的南宋遗臣，则在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带领下，奉赵昰、赵昺两位亲王继续南下抵抗。流亡朝廷在南下过程中，不断与蒲寿庚联系，希望能借助蒲氏家族强大的海上力量，继续在闽粤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并以泉州作为行在。

　　然而等到流亡朝廷抵近泉州时，早已和蒙元暗通款曲的蒲寿庚下令“闭门拒命”，禁止宋军进入泉州。张世杰等人在泉州海上盘桓数日，始终无法说服蒲寿庚开门，无奈之下只能撤往广东。为报复蒲寿庚的抗命行为，张世杰以船舶军资不足为由，“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而遭受巨大损失的蒲寿庚此时怒火中烧，既然干不过张世杰的军队，于是便将报复的矛头指向留居泉州的宗室子孙，“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人数大约有3000人之巨!

　　与宋廷彻底撕破脸的蒲寿庚，此时死心塌地充当蒙元灭宋的海上“马前卒”，将手中掌控的海上力量交给元军，用于追击残宋军队，并最终在崖山海战中全歼宋军，导致南宋的最终覆亡。事后，蒲寿庚的合作态度受到蒙元的大加奖赏，官至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蒲寿庚死后，他的子孙在元朝仍然备受尊崇，仍充当着泉州一带“海皇帝”的角色。

　　然而数十年后，到了元末时期，蒲寿庚家族眼见风向要变，又想故伎重演，于是勾结当时的提举泉州市舶使、色目人那兀纳作乱，以求为新朝提前“效力”。但此次命运给予蒲氏家族的则是灭顶之灾，乱兵被元军强力后，定居在泉州的外商随即被集体，“闭门行诛三日，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元凶蒲氏家族被灭门，蒲寿庚等人则被掘坟戮尸，“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中”，极尽侮辱之能事。

　　明朝立国后，因为痛恨蒲寿庚忘恩负义的无耻行径，明太祖下令严惩幸存的泉州蒲氏族人，男性全部充军流放，女子则全部为娼为奴，终明一朝，永不得登仕籍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