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明熹宗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几场政治、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客氏，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穷形尽相。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蠹政害民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施恩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仅仅是指自己可以畅所欲言。草根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代价三：引义慷慨的外表成了东林党人士卖直取忠、贪墨腐败、里通外国的资本。

　　先说说李三才。据《明史》，李三才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在任上惩治矿监税使等害民之官最为得力，曾经几次上疏，言词激烈，谏请神宗皇帝“尽撤天下税使”。对于这样一位一度成为晚明党争焦点人物的封疆大吏，史传的评价是毁誉各半。一方面认为“三才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讳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关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机权”，清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亦有评述：

　　(三才)又性豪华，疑不为清流所喜，而结客满天下。(顾)宪成之前，誉言以至，信其才真足办国家矣。或言，宪成过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陈百味。顾宪骇问，对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罗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纵类如此。

　　再谈谈钱谦益(1582年—1664年)，此人历任南明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员，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史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这就是南明高级知识分子(东林党)的丑恶嘴脸。平常他人模狗样的教学生“食俭处贫，儒者之常”，让学生啃窝头、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银珠宝;告诉学生“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让他们马革裹尸，为国捐躯，轮到自己以身殉节了，臭不要脸的跟妻子说“池子里水太凉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学生叨叨“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个比自己小三十来岁的小秘，整日介颠鸾倒凤、缠绵床第、风流快活。

　　读史至此，不得不让人浩叹：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诚正直与大义凛然，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贪墨腐败，渎乱人伦的资本。

　　代价四：一味强调自己的“先进性”，党见(禁)日深，排斥异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断。东林党主政中后期，屡次下发不准其他党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动的禁令。《明史·崔景荣传赞》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什么意思?就是说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被斥为“反政府”、“”。黄克纉、毕自严、崔景荣等人，就是因为不肯加入东林党，而受其毁谤攻讦。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平起平坐，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 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