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擢用桑弘羊为财政大臣，实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虽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弊端百出，激起民怨。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经谏大夫杜延年提议，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 同年七月，会议闭幕，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

　　盐铁会议的召开，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进一步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而桑弘羊在政治上则受到一定的挫折，其所实施的官营政策也有所收缩。

　　背景

　　有为而治

　　西汉初期，政府奉行“行仁义、无为而治”，虽然对商人有歧视性政策 ，却对工商业很少干预 ，因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货币经济也很发达。 至文景两朝，人民富裕，国家安定。 武帝即位后，外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建立大一统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谋划借助祖辈基业彻底解决帝国的长治久安问题。 大兴功业必然带来财政的吃紧，因而至武帝中期，国家开始对经济采取干预政策。

　　元朔年间，武帝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 ;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 元狩六年(前117年)，为应对财政危机，武帝任命孔仅和东郭咸阳为大农丞，实施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并彻底垄断铁的专营。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天汉元年(前100年)升为大司农。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民休息

　　由于武帝独奉行“有为”，对外征伐不断，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同时，武帝时期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却使一部分财富逐步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众多次起义。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恢复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这预示着经济干预政策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朝着减少干预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

　　起因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诏近臣托孤，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辅佐幼主。昭帝即位后，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并行：一是以霍光为首，主张推举贤良、询问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为首，坚持再开屯田、增强国力，所谓“富国强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质相反，而且渊源极深，前者为武帝末年政策的继续，其意合于标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后者则是武帝中期的积极政策，以增强国家权力为优先考虑，与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武帝去世后，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之废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营政策，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二人的经济理念出现明显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为子弟谋官也屡屡被霍光拒绝。 于是，这几股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试图推翻霍光的辅臣地位。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开始酝酿盐铁会议，以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财措施的弊端和缺陷，并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为压制桑弘羊提供社会的支持。

　　过程

　　会议流程

　　召集人员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 [24] ，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开始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结束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历时五个多月。

　　与会人员

　　政府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民间人士：贤良、文学，即“贤良方正”，共六十余人。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贤良文学也是经过一定挑选的，并不是每个郡平均出人。

　　中间方：丞相田千秋，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

　　争论焦点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

　　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全盘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化，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张让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即重农抑

　　商。其本质则是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他们认为盐铁官营之后，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均输法推行后，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平推法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对外政策

　　对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战祸。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桑弘羊则主战，坚决反对和亲。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屡次破坏和亲，侵扰边境，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强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击败了匈奴的大军，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

　　治国理念

　　对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概括：“霸王道杂之”，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武帝独尊儒术后，为了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

　　义利之争

　　关于重义与重利导向的争论关系着对经济活动如何引导，决定着统治者的策略取向。贤良文学以儒家为旗帜，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坚持崇尚仁义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 桑弘羊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