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宫廷片充斥着电视荧屏，看多了，便觉得皇家钟鸣鼎食，颐指气使，富有四海，威风八面，其乐何及。

　　其实，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一样，皇帝穷得没钱花的时候比比皆是。

　　财政危机逼得皇帝变着法子弄钱花，鬻爵卖官便是其招数之一。

　　鬻爵

　　创立这种融资渠道的是汉初名臣晁错。

　　他在《论贵粟疏》中提出“谷贱伤农”这一思想，认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凋敝现象，主张实行“贵粟”政策，即提高粮价。

　　然而，提高粮价的资金哪里来，不必花大钱，只用一个虚幻而美丽的头衔——爵位，便万事大吉。

　　“爵者，帝之所专，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多便宜的买卖。

　　晁错老先生似乎很懂现代心理学，知道脑满肠肥的地主们的消费层次已经在追求精神享受了。于是，不失时机地推出满足他们欲望的精神产品，明码标价地为皇帝卖爵位：“纳粟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一万石为大庶长”。

　　晁错的“卖爵贵粟”政策，可收“一石三鸟”之功效：一是国库足财政富;二是税赋降民富裕;三是农民收入高乐种粟。

　　汉文帝作为一代明君，从善如流，当即采纳晁错的建议，颁布“卖爵令”和“轻徭薄赋”令。

　　此等顺乎民心的政策实施后，果然国泰民安，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卖官

　　东汉末年，汉桓帝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汉桓帝也是个穷皇帝，以致连建造宫殿都无钱。

　　汉灵帝有前车之鉴，不想再当穷皇帝，受晁错鬻爵的启示，终于想出了弄钱的好办法——卖官。

　　这些物质享受丰盛，又顶了一个爵位光环的财主们，并没有满足眼前精神贵族的现状，还想过一把“堂上一呼，阶下百喏”的当官瘾，就是要做一个实实在在有实权的官。

　　卖官鬻爵的收入可以不入国库，汉灵帝是把卖官的收入装入私囊的鼻祖。

　　汉灵帝卖官，不但明码标价，而且像购物商场一样，有卖管的机构，有办公场所，公开进行，不遮不掩。

　　公元178年，东汉朝廷设立办理卖官鬻爵事宜的机构，办公地点设在西邸，而且明码标价：两千石的官，两千万;四百石的官，四百万;若品行好的，可以打五折，甚至三折。

　　号令一出，无官求官的，有官升迁的，如蚁行蜂拥纷纷到西邸，与皇帝委任的宦官砍价买官。

　　富人是现金交易，穷者可办按揭，以官帽抵押，待当上官后以刮地皮的创收偿还本息。

　　司马直，司隶河内郡人，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被朝廷任命为冀州钜鹿太守。

　　按照汉灵帝制定的规矩，花钱买官必须到西园缴全额价钱，而由朝廷任命的官则可以缴纳部分钱。

　　当时西园宦官考虑到司马直有清廉之名，而减免了三百万，可司马直仍然拿不出，怅然道：“我本是百姓的父母官，却反过来盘剥百姓来应付朝廷的索取，我实不能干。”

　　于是称病不就，朝廷再三催促司马直交钱赴任。司马直无奈赴任，行至孟津，留下遗书抨击卖官鬻爵之政策，然后服毒自尽。

　　汉灵帝看过司马直的遗书，深感自责，下诏暂缓催缴修宫殿费用(资治通鉴卷56)。

　　司马直为了百姓，拒绝高官厚禄，以死相谏，可以说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大丈夫，纵观二十四史，这样正直的官员寥若晨星，而蝇营狗苟之辈却比比皆是。

　　卖官这桩生意掌握在皇帝手里，无钱莫为官，为官先交钱，彼时还没有科举制度，钱成了当官的入场券。

　　初入仕途叫攀枝折桂，再升高官叫锦上添花。

　　公元185年，表现良好，声名俱佳的崔烈官拜司徒。崔烈 贿赂后宫，总算500万搞到司徒一职。

　　宣读任命书这天，百官集会，皇帝亲临，皇帝对亲信说：后悔口松没有多要，此官可值1000万。

　　一旁的程夫人抱怨道：“崔公是冀州名士，哪肯买官，全靠妾帮忙，他还不知道这事。”

　　后来崔烈也觉惭愧，曾问儿子崔钧：“我位列三公，世人有何评价?”

　　儿子说：“以您年轻时的英名，位列三公尚可，但今日此事，天下人很失望。”

　　老汉忙问为何?儿子说：“人们嫌您铜臭味。”气得崔老目瞪口张挥起拐杖就要打儿子。

　　从此“铜臭”一典有了出处。

　　钱多了，总得有地方存，于是皇帝在西邸建了一个叫万金堂的金库，库房充盈，堆满金钱。

　　钱多少决定了官大小，权力的分配产生两极分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权利逐渐固化。

　　这股风气一直到了由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唐朝又将科举制完善发扬光大，使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无钱也可凭自己的文采有个进身之阶。

　　中国的文官制度是世界建立最早、最完善、规模最宏大、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制度。

　　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卖官也好，鬻爵也罢，都与交易有关，实在不太雅观。

　　这如何是好?

　　文官制度都发明出来了，这也难不倒中国人，一个“捐”字就万事大吉。

　　“捐”的本意是舍弃之意，如此包装，把一场真金白银的买卖修饰成一种高尚的行为。

　　捐官就是买官，向国家捐些钱粮，国家作为回报，给他一个当官的资格或管帽。

　　明清的捐纳，给政府带来了相当丰厚的收入。

　　这些钱主要用于赈灾和战争。

　　一般突发事件用钱很多，马上征税缓不济急，这笔钱也可堵上财政的窟窿。

　　和鬻爵不同，卖官的初衷主要是为使官员来源多样化，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后来则完全出于财政目的。

　　晚清的“官价”曾因供大于求而被打九折出售，政府每年卖官收入占税收总额的2%左右，可达200万两白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捐官总数达到53万人。1860年后通过市场渠道而得的四品至七品官员，超过了通过科举得官的人数。

　　官位成为投资的对象，而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回报，既要收回成本更要获得利润，甚至追求利润最大化。

　　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官员腐败的故事。

　　于是，老百姓生活和生产的微薄资财通过各种巧列的名目流入了官员的囊中，成为他们挥霍或再投资买大官的资本。

　　于是，支撑一个王朝大厦的根基渐被掏空，大厦将倾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鬻爵卖官本质相同，即皇帝出售其垄断的政治资源增加收入，应对财政开支。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鬻爵卖官大有区别，鬻爵是满足富人想贵的虚荣心，而卖官则是官位的资本化，它涉及到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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