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刘兵变，又称刘苗之变、明受之变，是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由苗傅和刘正彦发动，诛杀宋高宗赵构宠幸的权臣及宦官以清君侧，并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的兵变。

　　兵变消息传出后，苗、刘二人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苗傅和刘正彦见局势失去控制，连忙奉赵构，最后两人被打败，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响应国家抗金情绪，即位于宋金前线的“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是为宋高宗。

　　赵构即位以来，在投降派的建议和支持下，放弃中原，准备南逃。由于李纲等人的反对，只好先送隆祐太后南渡。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八月，李纲罢相，十月，南宋小朝廷由应天府全部逃往扬州。宋赵构又宠幸内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他们骄奢作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王渊受赵构宠幸，因与宦官勾结而节节高升，当上御营都统制及枢密使，王渊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当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进攻时，他慌忙建议从应天府逃到扬州再到镇江的赵构逃到杭州(名义上是巡视)，他本人负责断后，却把战船拿来运送自己的财宝，致使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当时老百姓便耳语相传“船上的财宝都是王渊在平定陈通时，滥杀人民搜刮而来的”。而行军过程中，康履等宦官也作威作福，强占民宅。 随军的苗傅愤恨不平的说：“皇上颠沛流离至此，那些人居然还敢如此。” 手下张逵也激怒军士：“若能杀死王渊及那群宦官，则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朝廷又怎么会加罪于我们呢?”

　　这时只有苗傅的军队护卫在杭州的赵构，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都分守其他要害，为兵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王渊的过错本应受到严厉处罚，但因他交结宦官，赵构只免了他枢密使的职位，改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而没有作其他严厉的处分，激起许多军官及士大夫的不满。1129年3月25日赵构又下诏：“新除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 即允许王渊掌管枢密院事务时，可不必呈书报奏皇帝。扈从统制苗傅自负其家族功劳很大，不满王渊的扶摇直上，愤恨地说：“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 。威州刺史刘正彦虽是王渊提拔的，却也不满王渊征召他的士兵，加上两人都不满王渊和宦官的作威作福，便在军中散播不满的情绪，由于军中大多是华北人，也厌恶宦官，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苗傅与幕僚王世修及王钧甫、张逵、马柔吉率领的“赤心军”议定，先杀了王渊，再除去宦官。于是他们告知王渊临安县境有盗贼，希望王渊同意他出动部队。

　　这时，宦官康履的侍从得到密报，有一张疑似欲兵变造反的文书，上头有“统制官田押，统制官金押”的签名字眼，“田”就是“苗”，“金”就是“刘”的代号，康履密报赵构，赵构要他找来宰相朱胜非，并使他通知王渊，康履表示，苗傅等人近来聚集在天竺寺附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告知王渊苗、刘所谓“郊外有贼”是要借口让士兵出外，于是当晚王渊埋伏了五百精兵在天竺寺外，城中惊慌，居民皆闭门不敢出入。

　　这次兵变，是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它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标志着人民抗金力量的兴起。

　　兵变促使南宋政权进行政治整顿。赵构后来就着手整顿、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措施。首先，纠正北宋遗留下来的问题，重定赏罚标准，以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废除宋徽宗时打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朝廷重臣的政策。其次，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第三，限制宦官的权力。第四，调整部分官制，合并了一些机构，以适应抗金战争的需要。

　　苗、刘之变是构成赵构最终收缴兵权、向金人妥协求和的一个因素。

　　赵构本来就惧怕地方武力和将领拥兵坐大，这次的政变更成了赵构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加强了他这番心理，使赵构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且频繁调度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从而使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甚至因为苗傅拿徽钦二帝仍在北方来质疑赵构皇位的正统性，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赵构退位，更加深了赵构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对于他往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和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被苗刘扶上皇位的太子赵旉在兵变中受尽颠连，不久后就一病不起，不幸夭折，赵构本人也因故失去了生育能力，自此绝嗣。宋太宗一脉的赵宋皇室都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国俘虏，因此，赵构身边已经没有了立储的人选，一旦宋钦宗回朝，赵构的皇位更加难保，皇位继承人问题成了他的心腹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