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曾多次提及元宵佳节，月夜赏灯的盛景。城市中的上元节夜里人头攒动，车马喧嚣，也屡屡成为了梁山好汉搞事情的场所：

　　先有宋公明夜看小鳌山，被刘高陷害，引出了花荣、秦明和黄信一筹好汉大闹清风寨;后有梁山人马趁元宵节夜里百姓赏灯城中无备，袭击大名府，搭救玉麒麟;大聚义后，宋江一心招安，带着众心腹到东京探访李师师，不想忍了一肚子鸟气的黑旋风李逵狂性大作，杀将起来，将东京搅了个鸡犬不宁，同样是发生在元宵夜里。

　　历朝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从何时开始，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目的无非三点。

　　首先自然是防备盗贼，影视剧中常见的城中一队队巡夜的士卒，还有那些唱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打更人并非虚构，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

　　倘若是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也肯定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都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间城中无人防备，流民一股脑涌入，治安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时时探查，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宵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秋官司寇》列出“司寤氏”一职位，并明确其职能：“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的记载。

　　《史记》中写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下。李广虽然自报家门，霸陵尉却仍牛哄哄地说：“大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也不能逾矩。

　　盛唐虽然气度恢弘，自由开放，但于宵禁一事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严格和系统。

　　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车水马龙，是繁华的国际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唐传奇是中国相对早期的小说文学形式，字里行间展开了一幅唐朝的市井生活画卷，其叙事情节自然也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其中宵禁便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因素。在唐传奇中，常常涉及鬼怪神魔，而这些异时空的生物，在白天往往只是偶然现身于人们的生活，到了夜禁开始之后，街道上空无一人，白昼的花花世界此时便为这些“神鬼所占据。

　　《裴通远》一篇中，家在崇贤里的主人公裴通远的妻女，去通化门观看唐宪宗的殡葬，至夜方归。坐车到天门街时，夜鼓响起，母女两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车旁的白发老妪。一问之下，老妪也住在崇贤里，母女两人便邀老妪她同行。不想老妪在里门下了车后就消失不见，而与这位神秘老太同车的几个女子竟相继死去。

　　正是有了宵禁制度的潜在设置，才引发了阴阳两界的时空转换，令故事情节显得紧张而又神秘。

　　宵禁制度发生松弛，是在晚唐和五代。原本唐朝实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称;“市”是指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或者贸易的场所。白居易诗中曾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可见当时长安城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体划一，所以房屋结构像围棋棋局。唐朝严格系统的宵禁制度，便是在坊市制基础上形成。

　　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演出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这样的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宦官，外控藩镇，以及防备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坊市制越发难以维持，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小店铺便如同雨后春笋出现在这些坊区中。《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

　　北宋初创，便将宵禁制度的“一更”宵禁变为“三更”宵禁，一方面说明赵氏官家们统治变得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见宋朝皇帝们的自信，认为在自己的统治下，扩大夜间的开放程度，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治安问题。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

　　《东京梦华录》记载，马行街“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可见大宋朝夜市空前之繁华。而到了上元节这一天，汴梁城中各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更盛于白昼。而像宋徽宗这样爱玩的皇帝，则会在城门外专门设置的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

　　到了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宵禁也“死灰复燃”。两朝法律明定：

　　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禁的，笞打三十下。

　　如果是在京城违犯了夜禁的律法，则惩罚更为严酷。特殊情况下，只有疾病、生育以及死丧可以通行。但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用处。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尽管如此，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此时中国之城市面貌，与两宋时相比，不由令人叹息。

　　北京街上的宵禁，直到晚清时还在实行。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终告废除。宵禁的存在，在战乱频仍时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维护治安之用。但当经济发展，商业社会需要前行之时，这种制度就不免成为了阻碍进步的枷锁。制度本身无对错，如何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采用相应的政策，才是为政者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