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太监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们权势显赫，只手遮天。不仅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人物。还有诸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反面人物，他们甚至被称为明朝的四大权阉。其权力地位可见一斑。但无论他们的权势如何，有一点，他们却始终无法做到，那就是像汉唐时期的太监那样，能够掌控废立君王的权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汉唐时期的太监之所以发展到能够废立君王，跟皇帝对于太监势力的扶持是分不开的。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存在着对皇权能够造成威胁的重大因素。

　　汉朝时期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一是外戚。从吕后专政开始，汉朝就始终笼罩在外戚干政的阴影之中。两汉时期都是如此。一旦皇帝暗弱，君权就不可避免地被外戚控制，最后甚至架空;二是诸侯王。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尤以西汉早期最为严重，刘邦自汉朝建立开始，就一直在试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文景二帝对此也是孜孜不倦，但直到汉武帝施行了“推恩令”，这个汉朝的隐疾才被最终拔除。

　　唐朝时期也有对皇权的威胁因素存在。对唐朝威胁最大，也是打击最大的，就是藩镇。藩镇势力的坐大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一蹶不振。中央的软弱给了藩镇地方割据的机会。这是对皇权的重大威胁。唐朝的外戚干政虽不如汉朝那样严重，但也不是没有。毕竟安史之乱本身就跟杨国忠这位“国舅爷”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除此之外，这两个朝代的皇权还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相权。相权跟皇权的冲突是几个前期封建王朝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汉朝时期有丞相，实际上汉朝最终也是灭于那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曹丞相手里;唐朝虽不再设丞相，把相权分解为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同样也是宰辅，很多事情都可以直接做主，并且还有封驳之权。

　　所以说，在古代当皇帝，其实也并不轻松。你需要面对一大群对你权力和地位有挑战能力的人。那些立国之君、中兴之主倒还好，可以凭借自己的强势和智谋压服那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但是那些平庸的帝王就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如此，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维持统治地位，就势必要对外戚、藩镇这样的势力动刀子，对宰相权力进行限制甚至剥夺。

　　皇帝光凭自己一个人自然是完成不了如此艰巨的任务的，这样就需要扶持一支对皇帝而言最为可靠的势力，方便皇帝调动和指挥以对其他势力进行。皇帝第一时间想到的，那就是天天待在皇帝身边伺候的太监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太监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还怎么会想当皇帝呢?皇帝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是最为可靠之人。

　　因此，汉唐时期的太监之所以能够坐大，跟皇帝的扶植是分不开的。因为皇帝要对付的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就要求太监不再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必须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个能跟外戚、藩镇乃至文官集团进行抗衡的群体。正是因为太监由皇帝的工具变成了一支望而生畏的集团力量和政治势力，加上他们长期在皇帝身边，权力中心周围，自然是近水楼台。因此，一旦皇帝有了太监集团的心思，动了太监集团的利益，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当然就是换一个听话的皇帝了。

　　但是到了明朝，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唐朝时期外戚干政的势头就有所减弱，以后再经过了宋元时期，到了明朝外戚干政的政治传统早已不复存在，外戚势力根本无法对皇权构成太大的威胁了;其次，朱元璋在胡惟庸之后，便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之下，便是六部，所谓的内阁，刚开始完全就是一个听命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如此一来，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也以不复存在;此外，虽说朱元璋也封了一堆藩王，但是自从朱棣以靖难之名夺位之后，藩王再无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基础。

　　因此，汉唐时期对皇权的威胁，都已经被朱元璋父子给扫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无论皇帝如何宠信太监，他们始终都只能是皇帝的一个工具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扶植太监形成一个政治势力的必要了。

　　这样看来，明朝的太监尽管看上去权势熏天，但说到底他们其实不过是皇帝的走狗罢了。皇帝宠信，他们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而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他们也就成了人人痛打的落水狗。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帝王甩锅的最佳工具。一旦皇帝的决策有什么失误，都可以推给太监。

　　上面这些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但是如果明朝的太监真的想犯上作乱，试图控制皇帝，他们又能否做到呢?这同样也是没有可能的。要知道，明朝的特务制度，并非由太监的东厂西厂开始的，而是锦衣卫。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尽管在太监权势显赫之时，锦衣卫也不得不避其锋芒甚至甘居其下，但是一旦皇帝命令锦衣卫干掉哪个太监，锦衣卫会毫不犹豫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在特务机构中太监尚且就有锦衣卫的掣肘，就不要说其他的政治势力了，文官集团同样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到了明朝，汉唐时期的历史教训都已经总结得差不多了。谁也不会再让太监势力真正发展到了能够左右政局控制君王废立的地步。

　　说到底，明朝太监的权力都只不过是帝王权力的延伸。当他们不再受到皇帝的宠信，自然就会落得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