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三国演义，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武将间的打斗场景，以至于“谁敢与我大战三百回合”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口头禅。小说中那种以斗将决成败的战争模式构成了笔者对古代战争的基本认识。

　　长大后，自然知道错得离谱，将领的勇武虽有用，但并不起重大作用，名将如韩信、卫青、霍去病等人也并不以盖世武功著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阵前的武将交锋纯属虚构，若是从鼓舞士气的角度来看，则其历史原型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致师。

　　致师的起源不可考，但商周时期便已存在则毋庸置疑，《周礼·夏官》 上记载有“环人”一职，其首要工作便是“掌致师”。

　　何谓致师?东汉的郑玄注解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 根据这一理解，致师是鼓舞士气，展示必战之心的一种手段。

　　具体如何做呢?《左传·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战对此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

　　公元前597年，为了称霸中原，楚国北上攻打郑国，老牌霸主晋国随后前来救援，晋、楚大战眼看一触即发。不过，双方都没有必胜的信心，因此决定议和。可就在约定的结盟之日前，楚国却单方面搞了个小动作，派出单乘战车向晋军致师。

　　自商以来迄至春秋，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乘是此时军队组织的基本单位，包括战车之上的三名甲士、紧随车后的一定数量的步卒，以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人员。车上的三名甲士，以坐在左边的车左为首，善射箭;车右的武器是戈、矛一类的长兵器，主近战，同时为战车扫除障碍;居中的是驾驭战马的御者。

　　发生战争时，战车冲锋撕裂敌人阵型后，步卒紧随其后进行厮杀，但致师时，只有车上的三名甲士而无步卒参与，因为这并非正式交战，其目的不在于杀敌，而在于展示勇猛、鼓舞士气。

　　邲之战，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

　　在邲之战中，参与致师的三人分别为，车左乐伯，车右摄叔，御者许伯。在工作开展之前，三人对如何致师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许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驾车人疾驰而使旌旗斜倒，迫近敌营，然后回来。”

　　乐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左用利箭射敌，代替御者执掌马缰，驾车人下车，整齐马匹，整理好马脖子上的皮带，然后回来。”

　　摄叔说：“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右进入敌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抓住俘虏，然后回来。”

　　三个人基于自身职务讲述了各自的致师目标，累加起来便让我们对致师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御者要将马车赶得飞快，以便使车上的旌旗就像倾倒一般;车左以利箭射敌，并在抵达敌营后临时代替车夫操控缰绳，车夫则跳下战车，悠哉哉地把马匹整饬一番。另一面，作为车右的勇士则迅速冲进敌营，杀死敌军并割下左耳，或生擒俘虏。完成任务后，三人迅速驾车离去。

　　显而易见，致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不但要在深入敌营后全身而退，还要取得象征性的胜利成果——敌人的左耳或活生生的俘虏，故而成功几率并不高，但一旦致师成功，便会对敌军士气进行较大的打击，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获取先机。

　　在上述的邲之战中，楚国许伯三人的单车致师取得了成功，这自然引起晋军的激愤，他们也来了个致师行为，不过却以失败告终。

　　这一胜一败，不仅让晋军士气低落，还激化了将帅之间的矛盾，而正由于晋军内部的分裂，让楚国有机可乘，以极小的代价获取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奠定了其取代晋国成为新霸主的基石。

　　不过，致师的行为却在战国以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至于到了东汉时期，大学者郑玄已需要为致师二字做注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源在于战争形态变了。

　　春秋之时，战争的规模一般不大，以晋、楚两个超级大国间争霸的城濮之战为例，晋国出动的兵力不过才五万来人，而这已经算是春秋时期顶级的大战了。战争的形式也比较单一，以阵地战为主，排兵布阵也较为简单;此外，战争的持续时间较短，一旦交战通常当天即可结束。

　　正因为有以上特点，士兵临场的心理状态对一场战役的胜负起到很大作用，曹刿论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长勺(shuo)之战，发生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战役

　　在公元前684年，齐鲁发生长勺之战。一开始，齐军两次击鼓进军，鲁国的军队却在曹刿的要求下一味防守而不出战。齐军认为鲁军怯懦不敢战，于是第三次击鼓进攻。而这次，曹刿认为可以迎敌了，于是鲁庄公击鼓出军，果然一下打得齐军大败。

　　事后，曹刿总结胜利的经验，认为胜败的关键在于双方士气的强弱变化，“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而如之前所言，致师的目的正是为了鼓舞士气，打击对方，因此，致师与这一时期的战争形态相吻合。

　　然而，战国以后，战争的规模动辄几十万，不仅常在依山傍水的复杂地形中展开，也越来越讲究排兵布阵与战术技巧，战争的时间也由短平快变为持久战。

　　这种情形下，战争的胜负更多地取决于交战双方国力的强弱与主帅统兵能力的优劣，并进而军事的职业化以及名将的诞生。与之相对，临战的士气对胜负的影响力则持续下降，且无论是哀兵必胜还是正义之师等这些春秋以前倍加强调的战争影响因素，已逐渐退居二线甚至无关大局。

　　显然，致师所能起到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随着射程更远的弩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致师也丧失了可能性——致师者通常只能做无谓的牺牲。于是乎，致师的消亡便成了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