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社会组织仍以农村公社为主，而长期建立的奴隶制度正走到尽头并被封建制度取代。在公元最初几世纪的《政事论》中已提及不要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要求，并制定释放奴隶的条件，包括能够交回赎金的奴隶应被释放，以出租地他人耕种征收一部分收成取代奴隶制度。

　　中国赴印度求法的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透露印度封建系统，指明国王、长者及居士皆拥有大量土地，而他们又把土地及动产捐予寺院僧侣，这种行为为合法手续，从而产生宗教地主。值得注意的是，法显提到依附土地上的民户皆随土地转移，这有别于一般奴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具有封建因素。另有自由农民，他们耕种王地，缴纳租税，欲去便去，欲往便往，与随土地转移的民户形成对比。

　　在政治制度方面，笈多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最高统治者是大王，皇亲贵族及婆罗门高僧做重臣及王室顾问。全国分若干省，省下设县，省总督多由大王任命王子或其他亲属出任,县级地方官由总督任命及管辖，协助国王进行统治顾问大臣及各级官吏，都从国王处领薪。

　　笈多王朝是封建制的完成时期。笈多王朝时期国王赐给官吏、贵族、寺院的封地逐渐演变为世袭的私有领地，封建采邑制度至此形成。封地领有者往往将君主封赐的领地再分封赏赐给自己的臣属。封地的层层再分封形成等级制的附庸臣属关系。

　　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发生变化。原属吠舍下层的村社自由农民地位下降，与首陀罗日益接近。他们与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是封建依附农民的主要来源。社会制度从种姓制逐渐分化，形成为类似中国的门阀制。即在原来的种姓中，依据职业的不同，又分出许多姓阶来，并且是世袭的，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每一姓阶之间，不得互通婚媾，从而使姓阶制度更为巩固。而且姓阶愈分愈多，数以千计，这就使得农村公社的残余，长期不能改变。因为每一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附属有一整套手工业行业。这一制度，即使到了后来变化也是不大的。

　　以上的变化，对当时的文化，如宗教、哲学等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超日王重视水利灌溉，特别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促使北印度农业发展，推动铁农具使用，谷物种植包括大麦、小麦、水稻、黍米、豆类、芝麻等。经济作物包括棉花、大麻、甘蔗、亚麻、生姜，另有蔬果培植，家畜业包括黄牛、水牛、骆驼、驴、绵羊及山羊，并且把著名的棉花种植引入其他邻近国家。

　　笈多王朝的手工业同样发达，包括棉织、丝织、毛织、武器制造、金属制造、珠宝首饰、采矿冶金等、另造船业极盛，以产多桨帆船著名。贸易交换多为贵族之奢侈品，与亚欧非多国有来往。在印度发现大量罗马、大夏(巴克特里亚)及萨珊波斯之货币。超日王主力向西发展，这与争夺西方出海口及控制西北商路有直接关系。

　　印度处于欧亚大陆中间。东方以恒河口的耽摩粟底港(今西孟加拉的米德纳普尔县的塔姆卢克港)为出海口.与东南亚及东亚诸国贸易，并于印度及马来群岛建立商业殖民地。西方以古吉拉特港口出阿拉伯与东非及波斯湾诸国贸易。陆路以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出，北上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连接，西通欧洲东至中国。输出棉花、谷物、细布、挂毡、首饰、香料、靛蓝、象牙等。输入各国珍奇、丝绸、茶叶、白铜、瓷土、肉桂及黄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