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和“太上皇帝”，是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两个词汇。因为仅有一字之差，所以经常被人们混淆，甚至通用。事实上，“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太上皇”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平定天下后，除了规定最高统治者为“皇帝”，还特意“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于是庄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赢异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太上皇”头衔的人。太上，即最高、无上，形容极其尊贵。不过，当时赢异人已去世多年。

　　刘邦

　　历史上，第一个活着的太上皇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刘邦称帝后，每次去拜见父亲刘太公，刘太公均用人臣之礼迎接。在刘太公看来，“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乱。刘邦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成了龙，当父亲的总该有个与之相称的头衔，于是下诏：“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汉书》)。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是一个尊号，一种荣誉，不是皇帝，不问政治。对此，东汉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颜师古注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见，“太上皇”是当朝皇帝出于人伦对父亲的尊称，没有实际政治权力。

　　汉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太上皇帝”这个称号，也就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皇帝。如十六国时期后凉天王吕光、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北齐武成帝高湛、唐睿宗李旦等，生前退位后均自称“太上皇帝”。从年代远近来看，“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吕光提前退位，目的是想作为“太上皇帝”压阵，使权力平稳过渡;拓跋弘退位后，“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高湛退位后，“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北齐书》);李旦退位后，规定“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旧唐书》)。可见，“太上皇帝”禅位后依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是凌驾于当朝皇帝之上的皇帝。

　　在古代，“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皇”。二者比较，“皇”是虚幻缥缈，“帝”握有实权，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太上皇”中单一个“皇”字，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誉上的虚衔。

　　大概是由于“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的缘故，在以后的史料现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杂乱现象，其中以《宋史》最为突出。史官在称呼同一个已经禅位的皇帝时，一会儿用“太上皇”，一会儿用“太上皇帝”，如《高宗纪》称宋高宗赵构退位时提出“朕称太上皇帝”，而《孝宗纪》却称“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从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纪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纪》称宋光宗赵惇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宁宗纪》却称“太上皇违豫，赦。辛卯，太上皇崩”，两篇本纪前后不同。

　　按“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亲，不掌握大权;“太上皇帝”不仅是父亲，而且是皇帝，大权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对禅位后享受什么样的尊号很在意，退位前专门规定“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意思是说，正式文件必须称“太上皇帝”，口头上可以称“太上皇”，一句话点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权(《清史稿》)。

　　从南北朝时期，“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现了一些别的叫法。如北齐后主高纬被尊为“无上皇”(《北齐书》)，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周书》)，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上皇天帝”，又尊为“圣皇天帝”(《新唐书》)，唐顺宗李诵被尊为“应乾圣寿太上皇”(《新唐书》)，宋徽宗赵佶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西夏神宗李遵顼自号“上皇”(《宋史》)，等等。笔者考证，尊号中只带个“皇”字的，不掌权，属“太上皇”一类;带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权力，应视为“太上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二十多位“太上皇”或“太上皇帝”中，其中有三位比较特殊，即晋司马衷、宋赵构、清弘历。

　　司马衷是辈分最低的太上皇。太上皇，通常是指皇帝的父辈或祖辈，而司马衷却被叔祖立为太上皇。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司马懿的第九子，也就是司马衷的叔祖赵王司马伦在“八王之乱”中篡位，逼晋惠帝司马衷下台，并将其幽禁于金墉城。为了掩饰篡逆行径，堵住悠悠众口，司马伦不伦不类地给族孙司马衷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冠冕，成为一历史笑柄。不过，好景不长，司马衷，司马伦被杀。

　　赵构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太上皇帝。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十六岁、正值壮年的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宋史》)为由，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帝”。后来，赵构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其实，赵构盛年主动禅位，并非因为“老且病”，而是与施恩赵眘、贪生怕死、改变抗金策略等因素有关。

　　弘历是最专权的太上皇帝。乾隆皇帝弘历当了六十年皇帝后，内心十分纠结，想继续君临天下，又不敢跟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比肩，故禅位于太子永琰。事实上，乾隆皇帝退位后，“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嘉庆皇帝永琰除“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还要朝夕听其“训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清史稿》)。

　　作为封建社会皇位的一种补充形式，中国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禅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时也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越南的陈朝最为明显。陈朝建立后，为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于是实行太上皇与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越南古代史家吴士连称：“陈氏家法，……子既长，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称，同听政，其实但传大器，以定后事，备仓卒尔，事皆取决于上皇，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大越史记》)。其中提到的“但传大器，……事皆取决于上皇”，与中国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谓如出一辙。越南陈朝皇帝禅位后多数被尊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说明“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