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对列女的取材标准是“首倡节烈，次伸孝义，尤重乱世殉义者。”《宋史-列女传》一共为42位妇女立传，其中贞节烈女类38人，孝义类6人。《宋史》中选取烈女，偏重于对那些在乱世中誓死不受贼辱的妇女，一共有28人入传。对此，《明史-列女传》在序言中评道“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

　　上吊挽不迭绳子的列女

　　《宋史》这种写，不过是忠实反应了时代特点，两宋三百余年间与周边游牧民族政权战争不断，而且宋军胜少败多。在战争中，出现了一批乱世罹难、义不受辱的列女。乱世中的女性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为了保持贞节，这些女子只能选择一死。

　　史家不惜笔墨记载，在褒扬她们乱世舍生取义精神的同时，也在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华夷之防。

　　史家在褒扬列女舍身取义的同时，也在批判宋王朝统治的逃跑和不抵抗政策，正是由于于入侵者的妥协与忍让，给无数手无寸铁的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男人眼中的列女

　　南宋建炎四年春，女真人兵分三路南侵，在江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赵构不敢抵抗率先跑路，“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余万”，何氏与丈夫带了行动不便的婆婆逃难，落入金兵手中。途经一处水滨，担心被女真人玷污，何氏赴水而死。

　　南宋末年元军南侵，江西饶州人谢枋得受命于危难之际，起兵抗元，宋亡后，他拒绝诱降，殉国。他的妻子李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色美而慧”，被捕入狱后，坚决抗拒建康宣慰使廉下默实雅海的逼婚，自缢而死。

　　多数人误以为，宋代理学兴盛，宋人贞节观念颇重，男子可以另娶，而妇人不能另嫁。其实，两宋法律在原则上允许妇女再嫁，守节者较少。

　　矗立不倒的贞节牌坊

　　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带着六个孩子守寡，本来，这是吴家的事情，外人无权过问，哪知道御史唐询得知消息后，大作文章，竟然上表弹劾吴育，声称“弟妇久寡。不使改嫁”;南宋绍兴初年，鼎州士兵周祐的妻女向当地政府打报告称：“夫死无以自存”，请求允许她在居丧期间改嫁。地方官不但拿出钱帮她安葬了丈夫，而且同意了她的请求，准许她在服丧期内另行嫁人;南宋末年，有个叫李孝德的人状告他的寡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地方官在审理此案时，认为李孝德此举纯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阿区死了男人，再嫁与不嫁是她自己的事情，与李孝德这个小叔子何干?当庭宣布阿区无罪，而李孝德则被判处“杖一百”。

　　宋代的休妻文书中，都要写上这类字句：“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情愿退还本宗，听凭改嫁，并无异言。”在宋代不但寡妇可以改嫁，而且夫妻感情不和，女方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然后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宋朝有，但多是华夷之防，理学杀人的事情多数发生在明朝。

　　这个不评判

　　男人丢下妻子孩子跑路了，还要求老婆替自己守节，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甚至，宋代名妓毛惜惜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宋史-列女传》，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毛惜惜出身仕宦之家，幼年时金兵南犯高邮沦落，与乳母李氏逃至扬州。国破家亡后毛惜惜沦落风尘，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很快在扬州城艳帜高张。端平二年(1235)荣全据高邮城叛乱，宋廷派使人招安，荣全假降，与手下党羽王安等人宴饮，令毛惜惜歌舞助兴。毛惜惜严词拒绝，义正辞严道：本以为将军归顺朝廷，才来参加贺宴的，现在闭门不纳使者，是国家叛逆。我虽然是名在贱籍的妓女，但也不会伺奉叛臣的(“初谓太尉降，为太尉更生贺。今乃闭门不纳使者，纵酒不法，乃畔逆者。妄虽贱妓，不能事畔臣”)。

　　荣全被当众辱骂，顿时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毛惜惜。毛惜惜骂贼而死的事迹传出后，有士大夫作诗盛赞云：

　　淮海艳姬毛惜惜，蛾眉有此万人英。恨无匕首学秦女，向使裹头真杲卿。玉骨花颜城下圭，冰魂雪魄史间名。古今无限腰金者，歌舞筵中过一生。

　　诚然，理学家程颐曾经说过“饿死事极少，失节事极大”的过头话，但他也主张“出妻令其可嫁”，并不否定妇女的再嫁，他所反对的只是朝秦暮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