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第一次东征日本:“文永之役”的起因是什么?
1268 年,忽必烈第二次要求日本臣服的国书由朝鲜递交给日本九州镇西奉行。日本政权此时为北条时政所掌控。日本认为蒙古的国书中言辞相比历代中国国书极为无礼,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在外交失败后,忽必烈已经于五月和十月两次要求高丽进行对日战争准备。
然而此时高丽武人林衍杀死了投降蒙古的金俊,继续在江华岛与蒙古为敌,加之忽必烈将重心转移至南宋,使得此次的战争准备不了了之。虽说军事准备不了了之,然而各方使节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蒙古至元六年(1269 年)二月和六月,蒙古继续第三、第四次对日派遣使节。随后朝鲜三别抄迁移珍岛抵抗。1271 年中,蒙古、高丽联军攻打珍岛,三别抄寡不敌众,珍岛失守。三别抄残部退至耽罗(今济州岛)继续顽抗,并派遣使节向日本幕府通告蒙古军队的攻日准备工作,还请求与日本政府联合抵抗蒙古军。三别抄的使节到达不久,蒙古的第五次使节团也抵达日本,同时而来的还有严厉的战争威胁。
蒙古使节的战争威胁,与三别抄的预警消息相结合,让日本人明白这次蒙古人真的要打过来了。不过,日本对三别抄的结盟请求采取了日本传统的 " 默杀 "(即,默然无视)。随后日本的使节团,跟着元人到了大都。
日本的使节团沿着朝鲜半岛,进入元朝首都大都(1271 年忽必烈称帝,国号元)。日本使者沿途看到在高丽金州所驻扎的庞大元朝船队和军队。本就想侦查元朝企图的日本人却得到了元朝的安慰,说那是针对三别抄的,只要日本不插手,就没有你们的事。
元至元九年(1272 年)四月,日本使节回国。元至元十年三月,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元朝使节抵达日本。四月,蒙古、高丽联合军,乘坐军舰一百六十只,军队一万二千人,攻破济州岛,三别抄残部除极少数人逃至琉球外,其余全军覆没。同年,南宋襄阳城失守,南宋国门洞开,主力尽失,已无继续抵抗能力。至此,元朝远征日本的一切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期去往日本的元朝使节赵良弼,这样告诉元世祖忽必烈:" 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他的意思是,自己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看过日本的风俗习惯,居民好勇斗狠,喜欢用武力解决争端,不孝敬父母,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而且日本国内多山地河川,少有平原耕地,就算打下来了,隔着大海,也没法役使当地人,得到了土地也不能创造多少财富。而且军队渡过海洋,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危害。跨海远征日本,就等于将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力量,去填无底洞。性价比太低,不如不打。
赵良弼这样说是有其原因的。当时赵良弼身为正式使节,日本方却不肯让其直接进入本家首都,留置在九州太宰府。按通行国际惯例,这种行为本身是相当无礼的。元至元八年(1271 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率团(第五次外交团)到达日本。但其实之前的九月十三日,日本京都就已经在讨论朝鲜残余抵抗势力三别抄的要求了。虽然日本 " 默杀 " 了三别抄的请求,但幕府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蒙古来袭的战争准备了。当时,执政北条时宗命令东国御家人在九州一带恶党,即不服从幕府方的地方武装势力。完成战场准备之后,元至元九年(1272 年),北条时宗设置了 " 异国警固番役 ",以蒙古军队入侵为前提,在筑前、肥前两国以及博多港可登陆的要害地区,调集军队进行军事戒备,由镇西奉行少贰资能、大友赖泰两人为总指挥。
『肥后小代文书』关东御教书「(上包)「北条相模守时宗 北条左京大夫政村」蒙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所差遣御家人等于镇西也、早速自身下向肥后国所领、相伴守护人(名越时章)、且令致异国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悪党者、依仰执达如件、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北条时宗)(花押)左京権大夫(北条政村)(花押) 小代右卫门尉(重俊)子息等」
赵良弼在九州长期滞留,对日方这些戒备肯定有相当了解。而其作为第六次元朝使节前去日本的元至元十年(1273 年),日本渡海禅僧桂堂琼林从南宋回国。前文所提到的杭州径山寺主持虚舟便是其在南宋的师傅。回国前,虚舟将自己的法衣、顶相(宋元之际佛教流行的祖师画像)赠予琼林。南宋是蒙古的敌国,在南宋首都临安府(即今浙江杭州)附近学习的琼林,不可避免的受到宋人对蒙古态度的影响。蒙古人当时的残暴虐杀行为,也是受到佛教禅宗思想所抵制的。琼林归国后作为南宋方的代言人,对幕府方游说,进行反元活动。赵良弼在这种敌对氛围中进行具有蒙古特色的高压外交行为,结果也可想而知。
▲忽必烈
远公不出虎溪意
非是陶明谁赏音
欲话个中消息子
蒲轮何日到云林
外国高人来日本
相逢谈笑露真机
殊方异域无差路
目击道存更有谁
这是崇福寺主持南浦绍明写给赵良弼的诗。由前文所交代的,崇福寺本身就有很深的南宋禅宗背景,南浦绍明本身也是南宋留学回来的僧侣。赵良弼在大宰府滞留期间,经常与南浦绍明进行诗歌唱合。因此,软硬兼施之下,在当时襄阳还未曾失守,三别抄还在顽抗的背景下,高丽残党三别抄、日本、南宋之间在元朝使节面前的互动,使得赵良弼对忽必烈做出那样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赵良弼的 " 有用之民力 ",在其当时的背景看来,是针对南宋和高丽抵抗组织三别抄的,忽必烈当时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在三别抄和南宋相继败亡后," 日本民风剽悍、路途遥远,风险极大 " 的描述,却成为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的重要诱因。忽必烈的想法是:借着东征日本,把高丽剩余的武人们送去消耗掉,并且在征发船只的时候,还能顺便压榨一下高丽的国力,可谓一举三得。
元至元十一年 (1274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始东征日本。蒙古的第一次东征,日本人所谓的 " 文永之役 " 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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