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女真族在夺取了辽朝政权以后，强令中原人口搬迁到黑龙江流域。人来多了以后，农业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如松花江畔的肇州、冷山一带，不仅种植五谷和蔬菜，还从外地移植回鹘豆、西瓜、红芍药、桃树、李树。

　　女真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天下治平，四民安居”，号称“小康”。

　　金朝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朝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

　　牧业

　　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

　　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讨伐女真所获生口 1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1025年)，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

　　手工业

　　金兵从中原大肆掳掠木匠、造船匠，来自中原的工匠广泛运用中原建筑的工艺流程和风格。开矿、冶炼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矿洞、冶铁炉、金银制品、陶瓷烧制、铁制农具的生产技术都超过辽朝，但与中原的质量还有不及。如铸铜以铜镜居多，工艺一般虽较粗糙，不过也有像在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双龙纹铜镜这样的。

　　与蒙古

　　女真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关系，主要反映在蒙古贵族对女真统属关系的来往中。首先，元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女真人的管理，在其居住区内恢复了辽金时期的旧驿道，使处于黑龙江口的女真人西通蒙古地区，南达元大都(今北京市)。其次，蒙古贵族在女真地区提倡屯田耕种，扶助农耕，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农业发展。屯田处所，除前已述及的肇州及水达达屯田万户府外，还有不少女真人被迁到滨州、辽河、庆云等处专事耕耘，元朝发给农具、耕牛。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总之，上述种种，从蒙古贵族方面说，虽是为了巩固对女真人的统治，但也客观上促进了女真与蒙古等族的交往和女真社会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女真人的生活安定。

　　女真输出的物品，是每年向元朝缴纳的粮食、布匹、青鼠皮等皮货、海东青、珍珠。女真人输出的土特产品，不仅满足了蒙古贵族的奢侈享乐，也丰富了蒙古军士及一般牧民的生活需要。

　　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即对女真人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迫使多次起兵反抗。元世祖时，“女直”与水达达趁乃颜叛乱之机，与乃颜“连结”，反抗蒙古贵族的统治。元末，有居于辽东的女真人锁火奴兴兵起义，宣称为“大金子孙”，虽都被蒙古贵族下去，但冲击了元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与高丽

　　不少女真人和高丽人长期交错居住，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女真人从高丽人方面学得先进生产技术和易得耕牛、铁等生产、生活资料，高丽人则从女真方面换得生活所需的皮货等物品。杂居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合兰府境内(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地区)，直到明初，这里还是“女直、鞑靼(即水达达)、高丽人”共同生息的主要场所。二是今辽河以东地区，像沈州(今沈阳市)、辽河、庆云等地，或共居一地，或同于一处屯田。女真人与高丽国境内的居民亦有交往，主要是居于合兰府境内的女真人。在蒙古与高丽争战之时，常入高丽国北境“剽掠”，有时多达3000人(朝鲜史籍称为东真兵)。当蒙古贵族征服高丽国后，高丽国成了蒙古汗国的臣属国，蒙古贵族下令禁止女真人“侵轶高丽国民”，不准“入高丽界剽掠”，使女真与高丽国民的交往，恢复正常。后来，女真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元王朝或向高丽国借粮，或令高丽国王运粟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