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网友说：“个人认为，最适合写武侠小说的历史时期，应该是各种矛盾激化最为激烈的年代。皇帝、忠臣、奸臣、宦官、锦衣卫、东厂、西厂、倭寇、百姓、民间组织、帮派，每一个元素之间都存在矛盾，都可以当作写作的材料。”

　　显然，他说的这个时期就是明朝。

　　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明确以明代为背景的，只有一部《碧血剑》，但那也是明王朝快灭亡的时候了。

　　金庸为什么不写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时代的江湖与武林?这或许跟金庸个人的好恶有关，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会发现朱元璋时代的江湖——如果那时有江湖的话——是多么地寂寞，波澜不兴，根本不适合江湖侠客与绿林好汉生存。

　　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未必。江湖的形成，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流动性。热爱冒险的游侠、出没不走的盗贼、过往的商旅、押送货物的保镖、游戏人间的浪子、漂泊的剑客、游方僧人、游手好闲的城市闲汉，等等，他们构成了永远平静不下来的江湖。没有流动的江湖客，便不会有江湖。

　　但江湖的这一特征，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他建立明王朝之后，马上就社会的流动性，以举国之力建设静止、安宁、井然的社会秩序。朱元璋相信：“上古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为何?盖九州之田皆系于官，法井以给民。民既验丁以授田，农无旷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闲食者少。”

　　为此，朱元璋全盘接过元朝的“诸色户计”衣钵，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进行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宫府及宫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不得妄行变乱，违者冶罪”。

　　朱元璋又要求，士农工商“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农民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农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他们每天的活动范围，都必须控制在一里之内，“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就算碰上饥荒，逃荒外出，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将他们遣送回原籍。从事医卜之人，也“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

　　居民如果确实有出远门的必要，比如外出经商，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当时叫作“路引”“文引”。

　　如果居民不带“路引”擅自出远门呢?后果很严重，被官方发现抓获的话，轻则打板子，重则充军、处死。

　　农村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的对象。他亲订《大诰》，告知天下万民：“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海，作急各著生理……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

　　城市中的闲汉也受到朱元璋的残酷。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经过朱元璋苦心孤诣的努力，社会的流动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明初果然是一派宁静、死气沉沉，“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

　　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纪社会，还有哪个人敢出去“闯荡江湖”?此时就算“江湖”还存在，也该是多么地寂寥、平静!

　　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诸色户计”制度的松懈，“洪武型体制”的逐渐解体，商品经济的兴起，“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期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江湖才重新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