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金灭北宋。天会六年(1128年，即南宋建炎二年)十一月乙未，南宋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下，约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和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之间人为决河，使黄河向东流豫、鲁地区，“自南清河(泗水)入淮”。从此，黄河开始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南流入海的趋势日益增强，同时也拉开了金代黄河多次泛滥成灾的序幕。

　　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朝政府将其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废除，“河遂尽入金境”。4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金与南宋议和，签订“皇统和议”(又称“绍兴和议”)，规定“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自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5还规定宋割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市)二州之半予金，即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金与南宋的疆界。从此，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金政权统治范围，黄河成为金朝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

　　金代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较少而且内容简略，即便如此，就以上这些史料仍不难看出，黄河在金代泛滥的间隔时间非常短，甚至有的时间段里年年发生洪灾。每次洪水泛滥都给金代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引起了社会波动。金代黄河灾患基本集中在河北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南京路，即今天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水以北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造成金代黄河下游频频决口、改道的原因，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

　　第一，黄河自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后，流经了四个高度不同的区域：即从海拔2000米——5000米的青藏高原，到海拔800米——2000米的黄土高原再到海拔1000米——1500米的内蒙古高原，最后到达海拔200米以下的华北平原。2 8这样，在两个区域相接的地方，由于落差悬殊，河道陡降，形成许多峡谷。如黄河水在青海龙羊峡，从海拔3000米以上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可是到河南孟县以东，骤然降到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水流减缓，所挟泥沙逐渐淤淀，河床不断抬高，成为“悬河”，自然容易淤决泛滥。总之，黄河灾害频繁的自然原因是水少沙多、降水量在时间和地域分布很不均匀以及河沙输送极不平衡。

　　第一，黄河上中游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毁林开荒，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河水含泥沙量过大，是造成黄河决溢改道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本是森林广袤的国家，在六七千年前，森林和草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4;其中森林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一半。3 2但自战国时期开始，平原多被开垦，林区缩小。在秦汉时期至北朝时期，平原森林砍伐殆尽，已无成片林木存在。在唐代至宋代，由于采伐范围不断扩大，山地林木遭到严重破坏。所以，黄河中游地区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使黄河水患萌于周，浸淫于汉，横溃于宋金的重要原因。

　　第二，由于金朝先后与南宋政权和蒙古政权处于对峙的状态中。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身的长久统治将黄河也视为可以利用的战争工具，以致黄河在金朝的初年和末年多次出现人为决口或改道以阻敌兵的情况，如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南宋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堤，以阻金兵。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正月，金朝为防蒙古军进攻都城开封，遣完颜麻斤出等率民万人，于开封西北“决河水卫京城”。二月，另一支蒙古军、汉军昼夜围攻归德府城，“攻城不能下”，蒙古军遂于归德凤池口(今河南商丘西北二十余里)决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睢水道”。3 3从此，这条岔流不再由归德至丰县之东入泗，第一次自归德府南入睢水，即经夏邑、濉溪，以及宿县之北，至宿迁入泗水。天兴三年(1234年)，南宋军入汴，蒙古军决汴城金寸淀黄河水以灌宋军。而朝廷则根据统治阶级需要和战争状况来决定堤防的修葺和加固。所以说，统治者对黄河堤防的破坏，更是造成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的直接原因。在金代，战争因素成为左右黄河是否发生灾害的重要社会因素。

　　另外，相对于当今社会而言，金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不发达，土堤和埽坝工程不够牢固，防洪标准不高，金朝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不当也都是黄河决口、泛滥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后文中将会详细论述。所以，黄河在金代多次出现灾情险况，尤其是使黄河下游河段成为极不稳定的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