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曾经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诸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里的“关”指的就是函谷关。然而，今天这座关隘的故地并不险峻，令人无法联想起昔日的雄伟景象……

　　四塞之国

　　战国七雄中的秦国，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人称“四塞之国”。在这个“四塞之国”的中央，是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这是一个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这条狭长的谷地西起宝鸡、东抵潼关、南界秦岭、北接渭北北山，渭河从西到东纵贯整个平原。

　　此地今日仍是陕西省的粮仓，而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自然条件更远比今日为好。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鲁嘻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由秦都雍派大船队沿水路运粮至晋国之绛，号称“泛舟之役”。考其路线是由渭水下航，然后进入黄河，再由黄河转入汾河，溯汾河上行，又进入绘河，然后到达绛都。现在这些河段由于水少河浅之故，除黄河外早已不通航了。因此，日后的班固就在《汉书》里称赞，“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物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像海洋一样富饶。从这一比喻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关中一带森林的密集程度和丰富出产。实际上，从春秋战国，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陇山一带还有广大的森林。当地的百姓修盖房屋从上到下完全使用木板，不用砖瓦或其他建材，故称为“板屋”。战国后期入秦的荀子也认为秦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林木资源十分丰富。

　　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保存了土地的天然肥力，使得关中的土壤在当时是全国上等的。“厥土唯黄壤，黄壤上上”，《尚书·禹贡》里如此写道，此书作者是战国人，正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日后的司马迁也证实：“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关中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上，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的黄壤，土质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尚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原始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当时，冲积土中的养分比后世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自然会高许多。

　　这块地方是西周王朝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西周建立之前，周族就以农业发达著称，相传周族的始祖就善于农耕，他“播时五谷”，被后人视为神农后稷。西周时期，周人已会疆理农田、选择良种、施肥、除草、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轮荒制和休闲制，是周人在前人基础上的创造。这两种耕作方法可以保证土壤有足够肥力，便于农作物的生长。可以说，西周时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基础。而秦人在驱逐西戎，尽收周余民后自然继承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积蕴，使初秦农业在较高基点上进一步发展。

　　其中最主要的关隘就是函谷关，其大约在秦献公年间(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时设置在今天的豫西灵宝县，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函谷关坐落在关中通往中原的豫西通道上。《通典·州郡典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由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古时大兵团往来困难，故秦国经由豫西通道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当然反过来对企图攻入关中的东方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就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兵相救，仅用8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县)。

　　函谷关正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关中与洛阳往来，必须经过函谷关，而正由于它曲折严峻，控制了函谷关，就相当于把握了战争胜利的关键。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就认为：“洛阳西至新安，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凤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及灵宝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也。”

　　今日的函谷关故址，在宏农涧西畔的王垛村，西倚稠桑原。站在稠桑原顶放目四望，漫坡上农田梯层列布，几座村落相参其间，小路蜿曲，路边田头有三五树木摇曳点缀，完全可以通过千军万马，根本称不上险峻，当年又何以能设置一座雄关?

　　原因在于历史上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变化。特别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快速膨胀，对新辟农地的需求迫切，日常用材日增，于是黄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很快缩小，甚至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此时京师(北京)需要的巨大建材已无法就近从黄河中游地区取得，必须派遣大量人力从四川及两湖地区采集。由于人类的破坏太过彻底，令森林自我更新的机能几乎丧失殆尽，使得如今黄河中游地区目之所及尽是连绵不断的秃山，不仅是现在函谷关故址如此，就是西到潼关的大道两旁，也同样无有再可称道的树林了。

　　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情景与之大不相同。《山海经·中次六经》就说：“夸父之山(在今灵宝县)，其木多棕木冉，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荀子·强国篇》中称道崤山上的“桃林之塞”，“松柏之塞”(即函谷关)，就是因树种而得名。秦汉时期，函谷关附近的松柏繁茂不减前代，为人称道。直到南北朝时，仍然是松柏荫蔽。因此，旧函谷关道路两侧“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函谷关道东自崤山，西至潼津，深险如函，号称天险，如《水经注》所说“车不得方轨，马不能并辔”。秦军若处于守势时，只需要封锁了这狭仄的路口，外面千纵有坚车千乘，精骑万匹，在函谷关前也难以展开兵力，逞其锋锐。

　　兵家必争之地

　　实际上，函谷关一带最初并不是秦国的土地。在春秋时期，崤山道(今陕县、渑池间)的险要在晋人掌握之中，这直接断绝了秦人逐鹿中原的希望。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纳百里奚和蹇叔劝谏，出兵车300乘，潜行远袭郑国(都今河南新郑市)。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刚愎自用的穆公不听，仍旧下令出兵，但因中途泄密，无功而返。四月，晋国果兴师于崤山设伏，令秦军全军覆没，只轮无还。秦穆公因崤陵之战丧败，东向发展受阻于兵强势盛的晋国，只能转旆向西，伐戎辟土，灭国十二，终究只能算是偏霸一隅，无法得志于中原。后世的顾栋高就说，“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可以说是颇有见地。

　　但晋国这个春秋超级大国却有着严重的内部问题。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设置六卿，直接掌握并统率六军。六卿逐渐坐大，竟至架空了国君，“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别是“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晋昭公去世后，“六卿强，公室卑”。晋顷公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这样的晋国不仅无法对外扩张维护霸权，而只能与吴国在黄池之会上争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间的残酷内战，待到韩赵魏终于成为六卿混战最终胜利者时，晋国实际已经解体，国君虽仍在位，早已同虚设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晋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时候，国君只有绛和曲沃两城，反而要去朝见三家了。宋朝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三晋为诸侯这件事作为全书的开端。后人往往以此作为“三家分晋”的年代，其实当时三晋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了，虽然晋国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他只是魏的附庸而已。

　　正是趁着晋国自我解体的机会，秦国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取得了函谷关的天险，这座关隘的名字于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上。从此这里成为关东诸侯们的噩梦。这样的地形令秦国占尽好处，秦国常常可以乘关外某国守备薄弱，有机可乘时骤然出兵攻击，而关外诸国几次组成合纵联盟进攻秦国时，秦军则退守函谷关，以逸待劳，使关外联军无可奈何，自然解体退兵，落得劳民伤财。就像贾谊在《过秦论》里所说，列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指函谷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

　　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略有夸张，关东列国合纵攻秦多次，还不至于胆怯如此。但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则一点也不过分。公元前318年，关东五国(魏、赵、韩、燕、楚)联兵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最后一次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却再次大败而还。在整个战国历史上，固若金汤的函谷关只有一次失陷：公元前298年，处于极盛时期的齐国联合韩、魏联兵攻秦，历经三年战争，才终于在公元前296年打破函谷关，并立即引起了秦国君臣朝野恐慌，被迫割地讲和，足见关中腹地的安全系于函谷关的归属，两者几乎是一亡俱亡的关系了。可惜关东诸侯们这样的联合之后就停顿了，齐国在燕国乐毅主导的五国伐齐(公元前284年)打击后虽未亡国也已一蹶不振，而恢复过来的秦国则可以继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函谷关实在是决定战国大势之地，关东诸侯失去这一地利之后，终于难以抵抗秦人的虎狼之师，难逃覆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