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精确的界定，应该把其归纳为一个阶层。然而，由於其在社会作用中能量巨大，称其为一个阶级也不为过。这个阶级就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士大夫阶级。

　　“士大夫”一词，原指读书人和他们的前程。“士”是指读书人，“大夫”则是春秋时的官名，合起来便是指读书做官的这些人。在中国古代，作为“士”的读书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共同组成了社会的整体，这个以士、农、工、商四大阶级共同组成的社会在皇权的统治下，进行着整个社会的运行。而联络皇权，维系社会运行的庞大行政机构，便是由这些称为“士”的官僚们组成并操作的。由是，士大夫遂成为这个社会中人数最少，能量最大的一个阶级。他们上承皇命，下驭社会，维护王朝的正常运转，并因此成为这个社会数千年来的宠儿。

　　自隋唐以降，朝廷用官，废黜世袭制，以科举取士代之。如此一来，金榜题名便成为历代读书人竞相争执之物了。然而，要成为读书人，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家里要有能供养学童读书的钱;而后，学童在私塾先生的严格管教下，每日诵读，背记，终至考取秀才。继而刻苦研读，得中举人，方可进京会试。即中，才有资格参加保和殿的殿试，由皇帝亲试，决出进士及第的名次，成为天子门生。而获得进士的士人，则由朝廷颁旨命官，加入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然后由低到高，拾级而上，这便是士大夫们一生的人生轨迹。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进入并攀爬上这道人生天梯的人，只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莘莘学子在层层的筛选中被无情地淘汰了。然而，正是这少数的成功者，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吸引着无数学子前仆后继，孜孜以求。

　　可是，盛行了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在进入二十世纪门槛的时候，突然，嘎然而止地被废除了。虽说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时，是想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以学堂取代科举，建立新的国家人才培养机制，达到以西学为中用的效果。然而，他们却忽视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制度，它同时又是国家选人用人的制度，被科举制最后选中的士人，是要进入国家各级官僚管理体制之中的。

　　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黜后，政府官僚机构的选人用人，便由过去的皇帝亲选，变为由各级官僚自由选聘。这种上级任命下级的用人方法，原本产生于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它完全破坏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包括汉朝的举孝廉制)的国家选人用人体系和方法。这种用人方法，首先由晚清的地方督抚引用到地方实力派的管理体系中(李鸿章用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延至民国以后，便正式成为国家选人用人的基本大法了。由于每一级官员都有自己选人用人之权，国家因此彻底失去了对人才使用的最终定夺之权，也一并失去了对人才统一衡定的基本准则。国家纲纪的废弃，是一切社会弊端产生之源。功名取士不再成为人才衡定的基准，用人之乱相便随之而生。自晚清到民国，此方法由民间登入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人们早己见怪不怪了。

　　可是，由学堂毕业出来的读书人却没有了原来确定的去向。即然读书做官的路断了(当然也有极少数手眼通天的人，通过其它手段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便只有靠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去谋生了。於是，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是一些读了书却又做不了官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被权力的核心拒入，来到社会中，从事教师、律师、医生、法官、工程师等新的工作，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人们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呼之为“知识分子”。

　　读书做官是千年传统社会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道;读书不做官是新社会插花地的产生之途;而这正是士大夫阶级与插花地阶层的基本不同之处。由士大夫阶级向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变，使读书人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历史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原来维护王朝统治的士大夫阶级的极速消失，和新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边缘化为标志的。可怜的是，知识分子不做官，直接进入社会，这些手无搏鸡之力的读书人，便真正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最为懦弱的一部分人，不仅统治集团对他们不再青睐，甚至乡野农夫也对他们不屑一顾，“读书无用论”遂由此而泛起。二十世纪读书人的命运之悲惨，为数千年古史所无。

　　士大夫阶级的消失，实际是国家用人之道的彻底改变;而用人之道的改变，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乱相之根源。国家没有了这道人才选拔的门槛，就缺失了做官的伦理道德和标准(尽管也呼喊过一些空洞的口号)。过去，由读书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价值理念都被统统废弃，庙堂之上再也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了。当人们不再对伦理道德表示敬仰的时候，暴力便开始取代法制，暴力遂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尊崇的法宝。功名的式微没落以及士大夫阶级消失之日，便是暴力崛起兴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