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君权神授对比

　　中国的君权神授

　　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据记载，在中国，夏代奴隶主已开始借宗教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

　　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

　　殷商奴隶主贵族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认为它是上天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因此，老百姓应该服从商王的统治。西周时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并被赋予了“天子”的称呼。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确地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西方的君权神授

　　中世纪时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颂君主的权力，第一个提出君权神授思想，竭力将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从而使东罗马帝国(拜占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君主国，实行专制主义的。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为其继承人后驾崩。詹姆士即位为英格兰国王，自封为大不列颠王国，史称詹姆士一世，时年36岁。1625年，詹姆士一世驾崩。 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国议会，看不起议会下院，鼓吹君权神授论。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议会。

　　西欧的封建王权是在民族大迁徙，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等混乱状态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