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两江总督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它管辖着两江地区的军政大权。这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包括今天安徽、江苏、伤害、江西。

　　它每年可以为国库贡献至少三分之一的钱粮赋税。无论是漕运所需的粮食，或者江淮盐业，都是朝廷重要经济支柱。

　　而且，当地重视文教，每年科举榜上一半的名额，都被两江地区垄断。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无论如何，都必须牢牢抓在手里。

　　所以，在两江总督的人选上，清朝一直保持慎重。这种慎重，意味清朝必须把这个职位放在可以信任的人手中。

　　清朝入关后，虽然一直提倡满汉官员相同，并把双方的规定俸禄划分在同一水平上。但是，旗人官员跟汉人官员的区别，却一直实际存在的。所谓旗人官员，就是清朝入关以前组建的八旗，划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八旗出身的官员，因为跟皇室关系更近，往往更容易被信任。他们可以凭着这个条件，更容易获得官职。而一般汉人官员，则基本需要接受科举考试。

　　虽然少数可以凭着父辈余荫获得官职，但是，这种方式不会被视为正途，地位较低。但是，在清朝前期，更倾向于把官职交给旗人官员。

　　尤其是顺治时期。时任三位两江总督，都是汉军旗人出身。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清朝刚刚占领两江地区不就，不时仍有反抗声浪出现。

　　所以，必须把这块地方交给可以信任的大臣。可是，两江地区的管辖，设立大量财政赋税，漕运盐钱的领域。这些都需要拥有专业能力的大臣，才可以应对大小事务。

　　满人官员在这方面，一直较为弱势。汉人大臣又不受信任。汉军旗人曾经跟着打天下，较容易信任。所以清朝才会把两江总督的位置，交给汉军旗人大臣。

　　但是，当天下逐渐稳定后，满人出任封疆大吏的情况，开始逐渐增加。康熙时期的16任两江总督中，满人官员有9位，数量超过一半。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数量大幅度下降，仅有4人。

　　但是，也是从康熙时期开始，汉人官员得到任用的机会更大一些，可以有机会担任封疆大吏。不过，康熙时期的两江总督，也仅有三位汉人大臣，数量较少。

　　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三任皇帝，基本延续这一情况。两江总督的任职中，满人官员较多，汉军旗人跟汉人出身的官员，数量相差不多，占比都较少。比较特别的是，嘉庆年间，曾有一位蒙古八旗出身的两江总督。

　　所以，从顺治时期到嘉庆时期出现的49任两江总督中，旗人官员占据38个，汉人官员仅有11个。但是，从道光时期开始，满人总督的数量就开始逐渐下降。出现这种情况跟，主要还是因为，满人官员无法担当重任。清朝自乾隆时期开始，便逐渐走下坡路。

　　嘉庆皇帝虽然略作调整，但依然无法改变整体下落的趋势。对两江总督而言，在他的辖区内，漕运问题日渐严重。漕运是用水路给京城运送粮食，一直走的是内河水路。可是，从乾隆后期开始，官吏严重，河道疏于治理，屡屡出现黄河泛滥倒灌运河，造成阻塞的情况发生。至于两淮盐政，更是腐败严重，弊端丛生。

　　这种局势下，满人总督往往很难担当宗人。跟汉人官员靠科举出身不同，旗人大臣可以靠笔帖式、袭职、骁骑卫、御前侍卫等职位，获得晋升。相比科举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旗人大臣走的这条路，要容易许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旗人大臣都是走这条路，也有参加科举，获得官职。只是数量相比，会更少一些。这种容易走的路，长期以往，极容易引发满人大臣的骄惰情绪，整体素质不断下降。

　　到了道光皇帝以后，清朝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对内，各路起义军不断兴起，东南半壁江山都拱手让人。对外，列强的坚船利炮，同样不好对付。这种情况下，需要更有能力的大臣。

　　而且，面对各路起义军的兴起，朝廷国库紧张，只能让地方自行组建团练，筹集军饷。这个举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批汉人大臣的崛起。他们因为军功，占据朝廷重要职位。封疆大吏中，汉人大臣开始占据多数。

　　到了同治时期，两江总督任职上，竟然没有一个旗人大臣，全都是汉人官员。这固然有同治皇帝本身在位时间不长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出形势的变化，迫使清朝必须做出改变。

　　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直到末代皇帝的宣统时期，两江总督的任职上，出现汉人官员、旗人官员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但是，当时也仅有两位总督。不久后，清朝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