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乐派(nationalists in music)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乐派是与浪漫主义并行发展的音乐流派)。它是19世纪中叶，产生在依附于西欧的东欧和北欧诸国的音乐风格，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随着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摆脱外国文化统治、建立本国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加之受到西欧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们发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运动，其中的音乐家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复兴，他们创建民族的歌剧院、音乐学院和音乐协会，收集、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力求创作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作品，建立本民族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改变西欧音乐在本国的统治地位，以及民族音乐发展受到压制的状况，于是，随着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在音乐上形成了一种“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此外，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中不断增长的民族性因素，也为民族乐派的产生与发展积累了经验。特别是19世纪初，肖邦和李斯特的音乐，更以其炽热的爱国感情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成为民族乐派的先驱，他们的创作也为民族乐派的创作提供了经验。此时，音乐家们搜集出版民歌，选取民族的历史传统、自然风光、人民生活等为题材进行创作，用本国语言写作歌剧与其他声乐作品，大量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音调、节奏等，以此来强调音乐的民族性。它的重要结果是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调式、旋律、和声与形式结构，出现了各种富有活力的崭新风格。

　　格林卡

　　19世纪30～40年代，在俄国首先出现了民族乐派的奠基者——作曲家格林卡，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并在艺术上达到与西欧专业音乐同等的水平。19世纪中叶起，波兰的莫纽什科(Stanislaw Moniuszko，1819～1872年)，匈牙利的埃尔凯尔(F.Erkel Ferenc，1810～1893年)，捷克的斯美塔纳、德沃夏克、亚纳切克，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罗马尼亚的艾涅斯库，匈牙利的巴托克、柯达依，俄国的格林卡和以巴拉基列夫为首的“五人团”等，都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

　　此外，受上述民族乐派思潮的影响，在南欧的西班牙有阿尔贝尼兹、格拉那多斯、德·法雅为代表的复兴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其作品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俄国柴科夫斯基虽然不被认为是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但是，其作品深刻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到了20世纪初，上述这些国家的民族乐派仍有不少继承者，如波兰的席曼诺夫斯基，匈牙利的巴托克和柯达伊，捷克的亚纳切克，俄罗斯的格拉祖诺夫等，他们的创作对欧洲的音乐贡献很大。20世纪上半叶，民族乐派在欧美各国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音乐特征

　　民族乐派的音乐特征，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在题材的内容方面，可分为以下三类作品： 第一类，取材于本民族的历史和传说，描写了人民反抗异族压迫、反抗的斗争故事，这类作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斯美塔纳《我的祖国》(M Vlast)、格林卡的《伊万·苏萨宁》(A Life for the Tsar)、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Finlandia)等;第二类，描写祖国山河、人民生活风俗和民间传说等，充满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具有深厚民族感情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品，如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Rusalka)、格里格的许多钢琴抒情小品等;第三类是直接抒发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情的作品，如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等。

　　音乐体裁和音乐语言

　　民族乐派在音乐体裁和音乐语言上，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在体裁上，民族乐派主要的创作领域是歌剧、交响曲、钢琴曲等，它们基本上沿用西欧古典、浪漫派时期的各种音乐体裁，但又开辟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许多作曲家常把民间舞曲引入歌剧、交响乐等大型作品中，还把它们作为独立的音乐体裁，创作出管弦乐或钢琴的民间舞曲，如格里格的钢琴组曲《挪威农民舞曲》(Norwegian Peasant Dances)、德沃夏克的管弦乐组曲《斯拉夫舞曲》(Slavonic Rhapsodies)等。在音乐语言上，民族乐派作曲家除了直接引用民歌或民间舞曲进行加工、创作外，更多的是提炼和吸收民间音乐的音调、节奏、调式、结构、演奏技法等，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音乐语言，其中，民族特点最鲜明的因素体现在调式、旋律及和声上： 在调式上，许多作品以大小调为主，同时插入民族民间音乐中特有的各种调式和音阶，如各种民间自然调式、升高四级音或七级音的小调、五声音阶、大小调交替，以及少量的全音音阶等;在旋律上，不仅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风格和个性特征，也具有共同的特性，如旋律线大多以自然音进行为主，以有别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中常见的变化音进行，给人以质朴亲切之感;其节奏复杂多变，节拍不对称，变换亦不规则;在和声上，其手法尤为大胆、新颖，富于描绘性和色彩性，出于不同表现的需要，创造性地使用特殊结构的和弦、复和弦，以及各种和弦的意外性连接，有时突出传统或民间调式功能和声，有时又故意模糊其功能作用，造成调式与和声的朦胧或不明确性，这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印象派的和声语言。

　　19世纪民族乐派的创作不仅繁荣了东欧与北欧的民族音乐，在其国家民族、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及20世纪初欧洲的音乐文化，也对后来的印象主义音乐和20世纪的音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