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在法国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为尖锐，艺术家的困苦和孤寂也更加悲惨!有一次，柏辽兹曾这样写过：“我感到我要大叫，为了拯救自己而大叫，…… 哦，残酷的病(我把这种病叫做道德的、神经的、虚构的、一切人们都可能有的孤立病)总有一天它少不了要把我弄死。……”柏辽兹深刻地感到一个事实，如果说梅特涅反动政权在奥地利将舒伯特(Schubert)禁锢在一幅冬天严酷的图景里，那么柏辽兹的外界在他心目中就好象是一个住满魔鬼的地狱。

　　柏辽兹曾有一度怀疑过他对革命的信仰，并丧失了赢得这场斗争的信心，他和革命人民的关系疏远了，过分沉溺于宗教信仰中去寻找出路。然而柏辽兹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他此时已不再表现斗争的欢乐与胜利的信心，但他没有给自己的孤寂披上神化的外衣，也没有陷入悲观厌世和绝望，他对生活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他对“命运”一直在进行着斗争。

　　标题交响乐

　　在柏辽兹的音乐遗产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交响乐。他写了四部交响曲，其它管弦乐作品也不少。理论方面他的《管弦乐配器法》很有影响。在他的作品里，直接继承了贝多芬交响乐的传统，同时又表现了他的大胆革新，创作了自己新型的交响曲即在交响曲的开头和每个乐章都加上标题(有时标题写得很详细)，使 音乐与文学更为接近，力图将文学中所描写的生动而具体的形象，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使器乐的表现力更加具体和深刻，这就是常被人们称道的“标题交响乐”。

　　标性内容

　　柏辽兹以标题交响乐与古典交响乐相区别，强调音乐的标性内容，他认为标题是一种民主的要求，能使音乐得到普遍的理解。对他来说，没有内容，没有标题的音乐是没有的。为此，他以进步的艺术思想对狭隘、庸俗的艺术见解进行斗争，以新颖的艺术形式深刻反映了当时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杂而矛盾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的“叛逆精神”，他大胆地扩大了乐队的配备，使交响乐获得新的音色和乐队效果，并在旋律、和声上踏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切，对日后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