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图尔·鲁宾斯坦工作的时间没有与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一起的长。鲁宾斯坦旅行演出时并不固定用某架琴，他同时用的琴有几架，因而也有几个调琴师，每到一个演出地点都在当地找调琴师。不过，在大城市演出时，一般总是从斯坦韦纽约公司的音乐会服务部带一架琴，这时我也就跟随同往。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是两位完全不同的钢琴家。就弹奏钢琴而言，他绝没有霍洛维茨那样的技术技巧，但他却能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表达音乐。听他的音乐时，你可以放松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身心舒坦地真正享受音乐;而霍洛维茨的音乐有一种震撼心灵的气氛，你会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完全被他的琴声攫住。

　　虽然霍洛维茨才华盖世，但我在他面前从来不提鲁宾斯坦。在我刚开始为霍洛维茨工作的时候，公司的人就告诫我：“和霍洛维茨在一起时，决不要提鲁宾斯担。”除了鲁宾斯坦，其他钢琴家都可以谈论。当然，我从来都对霍洛维茨说他是最伟大的。

　　像霍洛维茨一样，鲁宾斯坦对钢琴也很挑剔，弹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钢琴。我在前面说过，每一架斯坦韦钢琴都有自己的特点，感觉也不同。由于钢琴家们在个人和音乐气质上有着千差万别，这对他们是件莫大的好事。就“触感”而言，鲁宾斯坦需要的击弦机键回弹力要比霍洛维茨的大。他喜欢下沉度较深的琴键，要求手指感觉到它的反弹，霍洛维茨钢琴的击弦机绝对不适合他。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很喜欢厚实浓重、较暗的音色，而斯坦韦钢琴正以这种音色著称。

　　鲁宾斯坦每年从欧洲回来，都要重新选择一架钢琴。无论他多么喜欢上一个演出季节用过的琴、无论他在那个季节的音乐会上多么成功，每年总要为重要的音乐会挑选一架新琴。挑选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一弹就能知道哪一架合适。

　　许多钢琴家，虽然不能像鲁宾斯坦那样不断地选用新琴，但他们往往在音乐会很久之前便操心钢琴的事，会来斯坦韦公司音乐会服务部一架一架地试。有人甚至到最后会在台上放两架琴!那样的话，花费很大。虽然斯坦韦对有名的钢琴家不收租金，但要收取调音和运送的费用。

　　鲁宾斯坦从来没有抉择上的烦恼。有一年他来挑琴时，我们摆了四五架认为他会喜欢的琴。他刚一坐在第一架琴前，就喜欢上了那琴，对我说：“喔，这么好，就要这台吧。”然后又问：“弗兰茨，这次演出先去哪儿?”我回答：“大师，先去华盛顿，之后去费城。”我又加了一句：“大师，我还为您准备了几台……在这儿。”他看都不看，就说：“算了，我与钢琴如果不是一见钟情的话，那就是没有缘分。乐器和我必须融为一体，我要用它来表达自己，一定要能在钢琴上随心所欲，才能沉浸在音乐的创造中……如果……如果没有那种缘分，就寻找另一架。”我摆出的另几架琴他连碰都没碰。

　　人们确实热爱鲁宾斯坦，因为他也爱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请他签名留念——走在路上、乘飞机或坐火车，他都会停下来并和他们交谈。

　　在这一点上，霍洛维茨完全不同。霍洛维茨非常腼腆，怕见生人。一次，霍洛维茨从费城的贝尔维尤饭店出来去音乐学院，我们一群人在他身边(霍洛维茨总是被朋友包围着)，有个人走上前来拦着他说：“大师，见到您太好了。我今晚要听您的音乐会。”霍洛维茨连忙从那个人身边绕过去，只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鲁宾斯坦不是这样。他总有时间给其他人，还会与他们交谈。为鲁宾斯坦工作很轻松，他对你总是备加赞赏，感谢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如果钢琴摆的位置不合适，霍洛维茨会大发雷霆，而鲁宾斯坦不会。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的明显区别。

　　15年前，他们都在华盛顿举办音乐会，在时间上相隔一周。那时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未建成，所有重要的音乐会都在议会大厅举行。前一个星期日是霍洛维茨的音乐会，后一个星期是鲁宾斯坦的。我答应12岁的大儿子彼得带他到华盛顿听霍洛维茨的音乐会。我还答应带他去参观博物馆。彼得非常想看看华盛顿，我也盼着能带他去观光。我告诉音乐会服务部主任大卫·鲁宾说：“鲁宾先生，这次，我要带彼得一起去华盛顿。”“嗯……”他说：“弗兰茨，别那样，你知道霍洛维茨讨厌孩子，别带他去，别让孩子靠近霍洛维茨。”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彼得，不想改变主意，于是带上了他。在议会大厅彩排开始之前，我对儿子说：“彼得，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最后那一排，在那儿呆着。”我对他解释：“彼得，坐在那后面，霍洛维茨进场时不要动，看见你会让他不舒服，他不愿意看见孩子。”

　　一会儿，霍洛维茨和他的一行人上了台。那时，霍洛维茨有一条长卷毛狗，非常警觉。我们叫它“钢琴狗”，因为它只有三条腿——其实是另一条腿比其他三条短得多。那是霍洛维茨夫妇在康涅狄格的新米尔福德他们的乡村别墅时，万达的车意外压了这条狗。从此，它的一条腿短了几寸。霍洛维茨一行上台时，狗也跟着。它朝四周嗅了嗅便吠叫起来……接着，它跑下舞台，往后跑去……直冲着(你可以想象)彼得坐的地方跑过去!然后，发疯似地对彼得狂吠。

　　坐在钢琴前的霍洛维茨听见了狗的骚动，便侧过身朝黑暗的大厅望去，“那是谁?”他厉声问道，“是谁在那?”

　　彩排时，只要有霍洛维茨不认识的人，他就会不舒服。每次我们都要向他确保大厅里没有不相干的人。因此，他盯着黑黝黝的大厅气愤地问：“是谁?”当然——是彼得在那儿。

　　我说话了：“大师，是我的儿子彼得，我带来的，因为我答应过带他来华盛顿。”

　　他只说了句：“嗯，好吧。”就转过身去开始弹琴。

　　第二周末是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这次轮到小儿子了。去华盛顿时，我带了迈克尔。星期六彩排时，我向鲁宾斯坦介绍迈克尔。不用说，迈克尔很激动，鲁宾斯坦也很高兴，他说：“迈克尔，过来!”把迈克尔带到钢琴前，并让他坐在腿上。“迈克尔，”他说：“看，看看这大厅!明天所有的座位都会坐满人。”还说：“或许在那儿，前面这几排里，会有个漂亮姑娘坐在那儿，我就为那个年轻的姑娘弹琴，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在听。弹琴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想着她。”

　　我不知道迈克尔对他的话听懂了多少。鲁宾斯坦又接着说：“迈克尔，你弹琴吗?”迈克尔回答：“弹，我弹古典作品。”鲁宾斯坦说：“正在弹什么?”迈克尔说：“我能背奏舒曼的《野外的骑手》。”鲁宾斯坦问：“能弹给我听听吗?”迈克尔与这位大钢琴家在一起一点也不紧张，马上说：“行!”他弹了几小节。“嗯，迈克尔，太棒了!”鲁宾斯坦夸奖说。

　　瞧!这就是鲁宾斯坦和霍洛维茨两人在个性上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