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秦国等诸侯国已经逐渐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而此时的县级最高长官就已经被称为“令”了，这是“县令”的起源。

　　到了秦汉时期，常规情况下，一般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称为“县令”，不满万户的则称为“县长”。

　　到了南北朝时期，每个国家的疆域都很不稳定，人口也大量流失，每朝每国一般将县的最高长官统统称为“县令”。

　　当然，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偶尔有县里的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职权的情况，这时候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是是“知县”一词的起源。

　　总体来说，秦汉至隋唐，主流的称呼还是县令。

　　而此时，由于中原王朝作为千年东亚文明圈的宗主，县令一次也被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称为这些地区各国的一县之长的称谓。

　　到了宋代，“县令”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变化。

　　由于唐朝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极其严重，也导致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们的兵权，而对于如何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是苦思冥想。

　　终于，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职位里受到启发，他索性不再正式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中央派遣官员下去，代理地方的事务，称为“知事”，“知”谐音为“执”，也就是执掌、主持的意思，相应的，以前朝代的县令、太守、刺史等称谓也统统被相应的“知州”、“知府”、“知县”等“知”字头的名称代替。

　　赵匡胤通过这个办法，逐渐废除了前朝的前朝的刺史、太守、县令等职位，从此，宋代以后在名义上就没有正式的地方官了，地方事务都是由中央派遣官员署理，“县令”和“知县”一字之差，其背后是中央集权发展的一个标志件。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明清时代的电视剧里，府县的最高长官都是“知”字头的称呼。

　　不过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还是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知县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在明清时期，要当上一名知县，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读书人辛苦一辈子，等了一辈子，也没当上县太爷。

　　在清代，一个人要坐上知县的位置，要么通过正常的科举之路，要么就走买官、举荐的他途。

　　在清代，一个读书人，要一路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三大关口，先后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这才拥有成为知县的资格。这每一关都很不容易，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竞争激烈。

　　而如果要买官，在清末，捐个知县的价格需要4600两银子，这相当于130个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除非富贵人家，一般人家根本捐不起。

　　但是，不管你通过科举，还是通过买官，你都是只获得了做知县的资格而已，接下来，你就得排队候选，等待“出缺”。

　　清朝时期，全国有1500个知县的职位，但是每3年一次的会试会产生200多个进士，再加上6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以及不定期的恩科考试，即使在清朝前期，竞争者已经非常激烈，而到了清朝后期，买官之风流行，就把更为庞大的买官者放进了这个等待的池子里。而只有出现在职知县死亡或者去职了，才能补上一个候选官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郑板桥44岁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但他在京城等了一年，也没等到朝廷的分配，不得不回到家乡，5年后，他再次入京等待，刚好受到慎郡王允禧的重视，在允禧的推荐下，郑板桥才有机会去范县做知县。

　　郑板桥运气还算不错，有一个叫刘黎阁的人，候补了26年，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上任的圣旨，有个叫王竹的人，候补了2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上任荆溪知县的圣旨，却在4天后就去世了。

　　还有很多人，等了小半辈子，终于等来了官位，但却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家财，而他们任职的地方往往相隔千山万水，为了赴任，他们不得不举债上任，上任后，为了还本付息，他们也只能从地方上搜刮民脂民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