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要流行，离不开读者的购买和阅读。晚清官场题材小说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上海等近代大都市。市民人口的不断增多，为小说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市场基础。

　　晚清社会生活与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市民阶层的发育成熟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初步凸显。这种外在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新质文化产品的需求空间。又由于官场题材小说现实性强、暴露性强、批判性强，很能激起大众的阅读兴趣，能够满足一般人的文化消费需求，甚至迎合了很多人的猎奇心理，使得官场题材小说受到普遍欢迎，读者甚众。

　　就像任何商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就不会有市场一样，晚清官场题材小说要是没有足够多的读者，也不可能会有它的生命力。所以，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形成，是晚清官场题材小说繁盛的市场基础。

　　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工商业、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扩充到产业工人、服务人员队伍中;随着学校的大量开办，城市里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加上各种官僚、商人、知识分子本来集中于城市，到晚清，中国的城市市民人数日益庞大起来。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都市化”城市，是晚清小说的重镇，也是小说读者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方。到1900年，上海人口达到100万。如此庞大集中的人口，加之交通便利、租界聚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大多选择上海作为开办出版机构和报馆的首选地，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投资新闻报业，于是，在世纪之交，上海的报刊数量已达到千家的规模。

　　与此同时，各种书局和出版机构也应运而生，至五四前后，上海早已是书局林立，仅福州路一带的书局，就不下20家。人口的聚集和新闻出版机构的聚集，迅速壮大了包括官场题材小说在内的小说的读者群。

　　可以说，晚清官场题材小说的读者群体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随着都市的兴起和大量移民的涌入而出现的庞大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市民读者群。士大夫是市民的一部分，是小说的重要读者群。

　　20世纪初，庚子事变和辛亥革命使上海成为了士大夫们的庇护所，大批士大夫移居上海。同时科举考试的废除使这些士大夫们了靠八股谋生的梦幻，小说界革命动摇了他们对小说的传统偏见。他们有闲暇，有购买力，成了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和创作者。

　　他们的加入，使得小说迅猛发展，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小说的读者结构。据徐念慈估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正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

　　徐念慈的统计只说明丁未年一年的大概情况，也只能证明士大夫是小说的重要读者对象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这个统计是准确的。在20世纪初，全国城市人口至少当以数百万或千万计。都市城镇人口的组成比较复杂，我们姑且统称之为市民阶层……阅读小说恰恰是市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仅是上海，许多都市和城镇对小说的需求量都在增加。

　　另一个是新式知识分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传播和留学生数量的增多，中国产生了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新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留日学生不过200人左右，到1911年人数累计达两万人以上。

　　从1901年以后，中小学堂在全国普遍设立，在校学生从1903年的数万人发展到1911年的156万余人。以下一则广告可以看出出版机构对学生读者群的重视。1911年7月19日，《申报》登载点石斋书局广告，称“当此学堂暑假，莘莘学子，无不束装归里，以作数十日之闲人……惟小说家言，奇奇怪怪之事，作炎天伏夏、茶余酒后之资，则既可增长见识，又可解愁破闷，消夏妙品，无过于此……”。

　　小说界革命后，上海的小说种数如洪水一般增长，晚清的小说数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士大夫原来是鄙视小说的，现在受小说界革命影响，重视小说了，成为小说的读者与作者。

　　在晚清，上海是知识分子和各种士大夫集中之地，袁进先生提出士大夫成为小说的读者，扩大了晚清小说的读者队伍，是有道理的。官场题材小说，描写和揭露官场中的奇闻怪事，既大快人心，又新鲜生动，加上与近代小说市场商业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所以，能吸引一大批读者。

　　此外，官场题材中大量的官场笑话、怪现象甚至黑幕等，富于神秘性、传奇性、趣味性，使得官场题材小说切合了老百姓对特殊题材的爱好，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阅读心理，能够满足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一般的文化消费需求。这也是官场题材小说受到读者欢迎的客观原因。

　　那时，中下层民众在闲暇时间，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活动，最时尚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阅读书报，对他们来说，看官场题材小说一类的文字，由于“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故事性、趣味性和娱乐性都比较强，很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发泄他们心头的怨恨。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了迎合市民猎奇的阅读心理，都写了大量奇闻般的家庭丑闻和生活琐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本身就是大量官场轶闻、怪事、丑事、笑话的记录，它们大多是以书中人物讲述某个人的小故事的形式出现的。

　　吴跃人把这类艺术特色称为“谐谑”。“谐谑”以其强烈的引人发笑的艺术效果为特色，而以揭露、鞭挞丑恶的社会现象、锐利地批判人性弱点为其终极目的。吴跃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语》中，对“谐谑”所采取的夸张式对比手法、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及先笑后哭、喜而后悲的辛辣的讽刺特色进行了大量点评。

　　如：“绘影绘声，神情毕现，无殊抉此辈之心肝而表暴之。指陈弊窦处，竟是一面显微镜”、“笑肠欲断”、“盖看正面意思浅，看反面意思乃深也”、“诙谐百出”、“一举目一投足，无非怪现状”、“情节极变幻离奇，令人读之失惊。描写极淋漓痛快，令人读之失笑”。

　　由此观之，小说作者追求“谐谑”效果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小说能引人先笑后哭、喜而后悲，这样才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吸引读者争相购买。《官场现形记》中，某个官员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常常先讲一些这个人上代祖辈与官场的瓜葛以及相关的奇闻趣事，再加上一些这个人过去靠什么发迹、靠什么得到官位等不大光彩的或见不得人的旧事来介绍他的身世和历史。

　　这一方面是为写人物的活动和塑造人物形象作铺垫，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带有隐私性质的家世、身世的小故事，增强小说的消遣性、趣味性、可读性，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如《官场现形记》56回，用大量的篇幅写傅二棒锤随钦差出使外国期间他本人和其他人出的洋相、笑料，以及他求钦差给他写假札子回国骗差使的“光辉历史”。这些小故事的大量穿插，就像为小说添加了不少调味的佐料，使小说显得更加轻松、有趣，而不至于枯燥死板，使读者读起来不容易感到累。

　　同时，阅读这类小说，了解无耻的官员、无聊的官场生活和黑暗腐败的社会，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形成现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一些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客观上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民意识，提升自身素质。这是官场题材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