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知道夏竦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学者、诗人、学问家，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就此而言，夏竦完全可称通才。

　　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夏竦是有名的奸臣。《宋史》把他和王钦若、丁谓并列，是直把他看作当时的第三号大奸臣。综观夏竦一生，“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诋毁抹黑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不遗余力，因而为正人君子所不容，仁宗数次要任命夏竦为宰相，都被充满正义感的御史和言官所阻止。

　　既博学多文，又聪警巧忮，夏竦之能得帝王眷顾而至位通显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宋人的说法：“夏文庄公辞藻绚丽，自其始学即含台阁风骨，老尤雄健不衰，当圣君贪才，天下右文之时，是不容不富贵。”

　　然而，正当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夏竦同志指顾昂扬、春风拂面的时候，不想后院起火，从而遭遇政治滑铁卢，差点断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夏文庄公竦神道碑》记到：“天禧初，坐闺门之故，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基于为死者讳、为讳的传统，神道碑作者没有指明所谓“闺门之故”的详情，幸好有其他文献可以让我们了解夏竦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这一年，夏竦虚岁三十三，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知制诰一职已近三年，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随着官越做做大，而且前途一片光明，夏竦不免有些志骄气溢，在声色犬马面前丧失了抵抗力。这几年，他先后娶了好几房小妾，在尽情享受爱情滋润的同时，不免冷落了结发妻子杨氏。

　　说起这个杨氏，也实在不一般，她心思细密、文采出众，曾几何时，夏竦与杨氏夫唱妇随，红袖添香，有过一段卿卿我我的甜蜜岁月。然而，人心冷暖，世态炎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遭受冷落和排挤的杨氏不免心生怨怼，百计莫施之下，和其本家兄弟杨媦(一说杨倡)一道，一张状子递到了开封府。状子中列举了夏竦的一系列“阴事”，言之凿凿，看架势一定要搞臭、搞垮夏竦的。

　　杨氏作为夏竦的床头人，对夏竦既往的所作所为比谁都清楚，更何况夏竦的确其身不正，有不少小辫子可抓。更为糟糕的是，夏竦的母亲和杨氏的母亲素来龃龉不合，在这节骨眼儿上彼此诟詈指责，也闹到了开封府。

　　开封府受案之后也是颇感棘手，把案件奏报给朝廷和皇帝。真宗皇帝得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出了这档子事儿，也是十分重视，指令御史台审理此案，御史台专案组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向皇帝做了汇报。最后，真宗降旨，夏竦束身不谨，闺门失和，触怒清议，有玷朝选，为示惩戒，免去夏竦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和知制诰的职务，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从从五品的礼部郎中到从六品的职方员外郎，从掌出皇命的知制诰到一般外官知黄州，夏竦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皇帝还特别指示，夏竦和杨氏离婚。

　　其实，即便没有皇帝的敕令，夏竦夫妻离异的结局也几乎不可改变。想来，以杨氏之聪明，她并非不晓得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只是，人在残酷的现实境遇面前，往往不自觉地选择自我毁灭作为最后抗争的手段。当然，在杨氏的心里，能够让负心汉仕途受挫、颜面丢尽，无论如何也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事已至此，夫妻缘分估计也就到头了。

　　本案也极大地改变了夏竦的人生轨迹，迫使他离开政治中心，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外官任职。这场人伦之变予夏竦的精神以巨大的刺激，尤其是在物议沸腾之中仓皇离京的情景一定已定格为夏竦心中永远无法言说的痛。

　　而在世人的眼中，作为一名士大夫和政客，是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的，就如陈振孙所言：“夏竦……身中贤科，工为文辞，复多材术，而不自爱重，甘心奸邪声伎之盛，冠于承平。夫妇反目，阴慝彰播，皆可为世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