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邵因文才出众，官至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备受皇帝信任，每给大臣授职，都要听取他的意见。邢邵在出任西兖州刺史期间，廉洁善政，执法严明，凡有贪赃枉法之事，都能及时处理。因此，辖区内社会安定，鸣冤告状的人很少。距州府五十里的定陶县令之妻，挟丈夫之威，强索民财，激起民愤。邢邵得知后前往追查，吓得她连夜逃遁。邢邵才高位显，但不自傲，对人无论贤愚，都能赤诚相待。他穿戴十分随便，从不追求奢华住宅，待客常在一间陋室。他豁达的性格和宽厚的人品，深得时人赞许。邢邵生活的时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兴盛。但邢邵反对"神不灭论"。他鲜明地提出了"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的无神论观点，在当时是颇具胆识的。然而却被驳倒，史称理屈，未然也。邢邵因文才出众，官至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备受皇帝信任，每给大臣授职，都要听取他的意见。邢邵才高位显，但不自傲，对人无论贤愚，都能赤诚...

身处一个文化断层的时代，并被这个时代裹挟着浮躁与功利，这种悲哀相当无奈。从懂事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就一直在迷茫，左顾右盼、千人一面，也许，我们的茫然与2500前未开化的吴人无两，需要的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引领。言子，名言偃，是孔子的晚年弟子。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二，言子是其中唯一的南方人，所以孔子会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一部《论语》，提及言偃的篇章并不多，大都是孔子与他的论辩，有趣的是，言偃并不对夫子言听计从，而是固执地坚守真理。言偃在鲁国做武城宰时，用老师传授的礼乐来教化民众。孔子跑来视察弟子业绩，听闻处处有弦歌，于是笑他说：“割鸡焉用牛刀?”治理个小地方哪用得到礼乐呀。言偃不解地反问：“老师不是说，上层人士学礼乐，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们学礼乐，就容易治理吗?”孔子知道自己失言了，马上对众弟子说：“大家听着，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刚不过开个玩笑罢了。”武城有个人叫澹台灭明，长得很丑，孔子...

正面吴晗先生从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手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仅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而且留下了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负面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论，但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香港所发行的未删节版本)中，说在之前，吴晗曾同康生一样，利用其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1950年代吴晗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后改为挖掘定陵)，也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计划，从而抹煞了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贡献。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这也让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拆毁北京古建筑派发生激烈的交锋。1984年，在吴晗诞辰75周年，清华大学决定在校园内...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人民网评："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他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他在风格上和吴、齐、黄的差异，并无超出传统材料工具、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这个统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

“国画写生着重在各种形态之变化，构图之发生不已，确足医临摹徒穷纸上形似之病，济创造凭空结想之穷，为求国画新发展之道，若必专事写生，将吾国数千年来精神所寄之笔墨与气韵，一概废而不讲，则何以修养身心，提高品位?画其所重，亦郎世宁之流亚也，吾未敢从。”这是吴茀之在《中国画理概论》“论写生”一节中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写生与笔墨在中国画发展中的重要关系。此种以事写生，观形态，创构图，寄精神于笔墨、气韵，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贯穿其画迹之中。因而须探寻吴茀之的写生观与绘画理念之根源及其形成，以便更清晰地窥见他整体的艺术思想。吴茀之二十世纪初出生于浦江县前吴村，自幼受家庭的文化氛围熏陶，受父兄、舅父诸长辈影响颇多，逐步形成对诗文、书画最初的审美情趣。吴茀之早年学步于家藏恽南田、蒋廷锡的花鸟写生册页，这对其后来形成关照自然的写生观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以写生为革新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花鸟画多承袭海派画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