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驾崩后，司马光主持朝政，他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还有“四害”未除。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将官法、与西夏重新议和。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他想把王安石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并苦心经营多年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示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苦苦相劝，“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抱着地图就来找他。看完地图，司马光恍然大悟，再也不提此事，“与西夏重新议和”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司马光连地图都没看过，就敢如此大放厥词地要放弃土地，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只能说此时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不久，西夏的大梁太后病逝，惠帝李秉常再次亲政。李秉常是个坚定的“”，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便主动示好，请求休战。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与西夏重新和好。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但不管怎样，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也要被提上日程了。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那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

　　经过了民间的“洗礼”，苏轼已经从当年那个不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体贴百姓的好官，他认为差役法利国利民，于是全力反对废除，且常调侃司马光，“您这么做，就像两个鳖互踢一样。”司马光不懂其意，问：“两个鳖不能互踢吗?”苏轼回答：“就是不能互踢啊!”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是把自己这番举动嘲讽为两个短腿互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起来。苏轼叹了口气，说起当年的事。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司马光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士兵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可韩琦一意孤行，结果军队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的嚣张气焰。苏轼说得口干舌燥，司马光就是铁了心，非要废除差役法。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没改变什么。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废除了差役法。消息传到江宁府，王安石在确认无误后，无奈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说完气得往床上一躺，不吃不喝。没过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