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末年，同盟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感觉到巨大危机的清政府统治者和一些地方上的督抚大员，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了深刻思考，结果他们做出了应该“实行立宪、拯救危局、延续统治”的判断。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当时的清廷上下普遍认为俄国就是败在了没有实行政治制度上。所以，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联合上书，奏请清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时，奏请选派能臣到世界上一些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实施立宪制政体的办法。

　　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迫于和内外压力，不得不就此议题进行思考，经过一番权衡，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决定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进行“考察政治”。经过几个月的考察，五大臣于次年陆续回国，向清廷密奏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归纳起来就是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因此纷纷建议清廷“诏定国是，仿行”。老朽的慈禧太后经过再三衡量，决定“采纳”五大臣的建议。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的诏令，诏令中明确提出，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并特别强调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诏令还决定，朝廷会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的“预备”。

　　但慈禧从内心来讲，是不愿意实行真的，她设想实行的其实是假。就在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清廷“预备立宪”之际，慈禧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即：行政中枢军机处保持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进行更改;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划归满族亲贵控制的陆军部统率。同时，清廷削减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于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任中央任军机大臣，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为响应立宪派要求进一步实施的述求，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更不得干预。这份《大纲》的宣布，立刻使人们幡然醒悟，看清了清廷“行之名、搞集权之实”的真面目。

　　伴随着光绪帝和慈禧的相继死亡，溥仪的生父载沣成为清廷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他为笼络人心，表示会深入推行，并要求各省成立咨议局。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议局的议长。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5月)，载沣宣布清廷中央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阁员共13人，其中满族贵族9人(皇族又占5人)。因此，这个清廷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使一切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

　　清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仍死抱着国家军政大权不放，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清朝如同一株已经千疮百孔的朽木一样，顷刻之间就轰然倒下。应该说，满清末期实行立宪制的想法虽然有点晚，但确实是延续其王朝生命的最佳方案，可惜慈禧或载沣并未真正抓住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他们真心实行，应该会收获一部分人心，并配以合适的方法，也许溥仪会在紫禁城待得更久一些。但从全局来看，当时国家内外的形势太过复杂，即使如此，恐怕满清也错过了立宪的最佳时期，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