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1752年)，高宗皇帝曾经发出一道上谕：“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著各省将军、都统等将伊不时教导，务令骑射优娴，国语纯熟。”其中所谓“国语”指的是满语(“清语”)，而乾隆皇帝将“骑射”与之相提并论，足见对其之重视。实际上，乾隆帝甚至认为，旗人若是不能骑射，那就是“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了。

　　骑射的真实战力

　　不过，骑射果真称得上是满洲“根本”?换言之，逾百年之前的满洲八旗当真是像在乾隆年间纂修的《满洲源流考》所说的那样，“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从而在明末乱局中逐鹿中原取得了天下?

　　恐怕不见得。

　　当然，这并不是说，骑射在满族的历史上不重要。满族的前身女真人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所谓“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就连“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驰弛逐”，每个成年男子更是优秀的骑士和猎人，他们的箭射得极准。随着满族的统治者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的扩张事业，“骑射”也就不止于行围狩猎，从而越来越多地进入战场了。

　　另一方面，满族究竟不是逐水草而生的纯粹游牧部落。1595年，朝鲜人申忠一就发现建州女真“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骑兵，在战法上大异于蒙古骑兵，遂令长期与蒙古部落作战的明军束手无策。以往明军野战遭遇蒙古骑兵时，通常摆出“挖壕列炮，战车相连”的阵势以克制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自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真正以骑射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有回避白刃战的倾向，他们往往只在敌军阵势崩溃时才使用手中的马刀，因此面对坚固的明军营垒并无办法。相比之下，八旗兵显得凶悍异常，敢于强攻：派出身披重甲的敢死兵搬开明军营盘的拒马，填平壕沟，摧毁明军战车，冲进明军营盘进行肉搏，然后派精锐兵马冲击明军的军阵，等到对方阵形混乱时再进行追杀(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后金骑兵甚至下马步战，迎攻山上的明军)。这般战术屡试不爽，就像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清太宗)宣称的那样：“野地浪战，南(明)朝万万不能。”

　　饶是如此，八旗劲旅仅凭“骑射”，终究无法逾越明军“凭坚城用大炮”构筑的锦(州)宁(远)防线。在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大炮“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按照当时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不清楚(红衣大炮)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努尔哈赤的不败威名竟被“红衣大炮”击得粉碎，其本人因之郁闷成疾，不过数月而薨。皇太极也只能无奈承认，“(明军)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

　　吃到苦头的后金方面方才意识到拥有“红夷大炮”的重要性。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汉人军匠仿制成第一门西式火炮，后金“造炮自此始”，满语中的“炮”念做“poo”，显然借之汉语。随后，后金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后金军一时竟有了“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的感慨。

　　但真正改变明清火器实力天平的是两年后的一次兵变。1633年明军中西洋大炮最多、炮术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部在山东半岛哗变，渡海叛降后金。皇太极完全了解这批汉奸的价值，当二人到盛京(今沈阳)拜谒时，他亲率王公大臣出城十里迎候，并封孔、耿二人为王。孔、耿部的归降使八旗军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重型火炮的操控技术，使得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军战法大变：在攻城略地时，每每以巨炮轰击城垣，再以铁骑冲锋。在十年之后(1642年)的明清松锦决战时，清军就是用数十门“红衣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明军在松锦防线上的要塞城堡，“直透坚城，如摧朽物”，将城墙轰塌二十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杀入。在此战法面前，明军一筹莫展，关外重镇相继失陷，宁锦防线彻底崩溃。

　　松锦战败，明军丧失多达3683件火器(包括16门红衣大炮)。战后山海关外的明军只剩下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还存有十几门红衣大炮，反观清军则已拥有近百门之多。正是清军已经拥有一支在当时“孰与争锋”的火炮部队的现实，令明朝辽东巡抚黎玉田为之哀叹：“奴(指清朝)之势力往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于今而铸炮造药使倍于我之神器矣”。

　　1644年“甲申之变”，八旗入关逐鹿中原。在红衣大炮面前，当时中原传统的城墙已是徒具其表。用满洲贵族的话说：“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这在李自成起义军抵御清军的潼关战役中显露无疑：清军利用“铁子大如斗”的炮弹攻破了“凿重壕，立坚壁”的潼关，迫使“大顺”军退出西北根据地以致最后败亡。正因为红衣大炮在清朝统一中原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清廷不仅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更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遣官祭奠了红衣炮神。不唯如此，与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不同，明清鼎革之际正值沙俄势力的东渐。1685年，康熙帝出兵收复沙俄盘踞的雅克萨，在北征的清军队伍中，20门“红衣大炮”非常引人注目——熟悉东北边情的名将彭春在给康熙皇帝的奏折里早已断言“欲取雅克萨诸城，非红衣炮不可破”。曾经凭借火器的威力征服整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万没料到会在雅克萨遭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下场，面对清军“红衣大炮”准确而猛烈的炮火，俄国人不仅在他们的记录里夸大其词地将清军大炮数量讹传为150门野战炮及50门攻城炮，甚至一度坚持认为在清军中操作这些 “欧洲造大炮”的是一些换上了中国服装的“欧洲雇佣兵”。炮击只进行了三天，城中的俄军就宣告不支，向清军乞降。

　　实际上，当时在整个东亚，火器都已开始普及，就连向来以长弓弯刀纵横天下的蒙古准噶尔部军队都已配备火枪，其射程可达二三百步，甚至是清军鸟枪的2-3倍。在1690年的乌兰布通战役中，噶尔丹依山据险，将骆驼缚蹄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排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清军凭借弓箭和火铳发起数次冲锋，均未成功，遂转用炮兵集群，隔河开火。在强大炮火的连续轰击下，准噶尔铁骑土崩瓦解，其首领噶尔丹带着少量随从连夜逃走，仅以身免。清军之所以能够胜利，仍是依靠了红衣大炮的威力，而非“骑射”。

　　逆势而为的“骑射”

　　滑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帝却掀起了复兴“骑射”的热潮。这位四爷并不像乃父一样有过御驾亲征的经历，事实上，由于夺位的阴谋论久久不息，自觉权力根基不稳的雍正在位期间甚至不敢出京城一步，连一年一度演练骑射的“木兰秋狝”传统也中止了。但正是这位热衷辩论“华夷之别”而不是舞刀弄枪的皇帝，将“骑射”提高了“满洲正道”的地步，“以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火器的地位则受到人为贬斥，甚至康熙时期所定演习枪炮每年一次的定例，至雍正时期也被改为"定卢沟桥演枪炮为三年一次”。自诩睿智的乾隆帝也继续加大马力，颁布谕旨声称："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语为重……”，更“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进楼、侍卫校场及八旗校场”碑中刻有乾隆帝据此所降之旨：“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守，守而勿替”，最终确立了“骑射”的国策地位。

　　然而，时代终究已经不同了。清代的皇帝们嘴上可以宣扬骑射无敌，真正到了战场上，仍旧需要仰赖火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确定了各省驻军的武器编制，“应将腹内省分，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海沿边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大大超过了弓箭的装备数量。野外攻防作战中的清军通常是以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及大炮轰击为先，随后再以步、以骑兵跟进密集冲击。在“乾隆十全武功”之中的大小金川之战里，清军就是用“大炮昼夜环击，穿堡墙数重，殪贼无算”，才攻破了对方的坚固碉堡，“金川阖境悉平”。而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在西伯利亚边境不怀好意地注视着清军经由漠北高原向西调动的俄国人也记录下了当时的清军装备：每个士兵都装备了火枪、马刀、梭镖、四十支装的弓箭，部队还拥有强大的炮兵。

　　与此同时，“骑射”与火器在清军作战中的真实地位，同样也在清军的战服上留下了痕迹。诚然，清代仍有金属铠甲，譬如乾隆皇帝的御用铠甲，就是用小钢片联缀而成，衣领上嵌有“大清乾隆御用”的金色铭文，全套甲面共用约60万个小钢片组成优美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匠师们精湛的技艺和智慧。但众所周知，乾隆皇帝跟其父一样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的这套行头根本就是炫耀皇家威严用的。实际上，清军的作战甲以绵甲为主，金属铠甲基充其量只是一种摆设而已。清代八旗士兵大多装备用绸、布、棉花和铁叶、铜钉等合制而成的绵甲，无疑要比明代以前的铠甲轻便得多，较适于火器时代的战斗要求，对于抵挡冷兵器的攻击反而不太合格——或许这也正是清代前期“骑射”地位的真实写照，虽然在名义上它的地位高高在上，实际上却已经完全为新兴的火器光芒所掩盖。可惜骑射仍旧是大清的“国策”，故而清代的火器技术从康熙朝后期开始就停滞不前，直到百年以后，“夷人”的枪炮再次出现在帝国的海岸线，“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