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清代京城的驻防图时，人随旗居的格局清晰可见。以紫禁城为中心，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清晰严整，界限分明，带着浓郁的准军事化味道。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八旗的次序呢?

　　清代的博学鸿儒们自然晓得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八旗以颜色为区分，颜色本身就具备五行属性，于是一个可以彰显统治者上顺五行生克之道、下存安定民生之心的诠释赫然出现在雍正年间成书的《八旗通志》之中：

　　北方属水，黄色属土，则两黄旗居北方取土克水之意;东方属木，白色属金，则两白旗居东方取金克木之意;西方属金，红色属火，则两红旗居西方取火克金之意;南方属火，蓝色属水，则两蓝旗居南方取水克火之意。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么?

　　作为以游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森林之子”，女真先民对狩猎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和习惯。彼时行围之始，人们以牛录(即最早的十人一个牛录)为单位自围底(fere)向两翼推进，其中距围底稍近处为围肩(meiren)，更远处为围两头(uturi)，其中右手方向的围肩和围两头被统称为右翼(jebele gala)，与之对应的左手边两部分则为左翼(dashvwan gala)。诸牛录向各预定位置行进的过程叫“撒开围”，当处在围两头的牛录奉命“合围”后，一个围场便顺利形成。

　　两翼制度在八旗确立(1615年)后很快便落实到具体的军事行动之中，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第一次向明朝发动战争时，即命令“左四旗取东州、马根单二处”，自己则与诸贝勒率“右四旗兵及八旗选练护军取抚顺所”。至于在驻防屯兵、朝班晋见等重大活动中，也仍然依照行围的习惯，以两黄旗居北，取围底之意;两红旗居西，取右围肩之意;两白旗居东，取左围肩之意，两蓝旗居南，取两翼围端之意。即使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换旗事件后，镶黄旗还留存有“头旗(fere gvsa)”的别称，抛开出于对镶黄旗曾经是努尔哈赤亲率之旗的一种骄傲外，大约也是五部协作旧习在八旗内存有的一点历史记忆吧。

　　始建于天命十年(1625年)的“十王亭”，即是根据这一次序安排的。即右翼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左翼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由此而论，关于八旗在驻防时旗色方位的安置次序源自“五行生克”之说，实在有演绎附会之嫌，难以取信。

　　眼花缭乱的“换旗”

　　可是，次序并不等于地位的高低，八旗地位的高低，简单而言要根据其“旗专主贝勒(gvsa ejelehe beise)”，也就是旗主的身份地位而定。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八旗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大约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时间段加以讨论，即努尔哈赤时期、皇太极时期、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后的“上三旗、下五旗”时期。

　　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自己亲自统领两黄旗(晚年时他将正黄旗和镶黄旗的一部分析出，分与多尔衮三兄弟，自己仅保留了隶属于镶黄旗的一部分牛录)，所以自然以两黄旗为尊，继而是代善统领的两红旗，再其次是分别由皇太极、莽古尔泰和阿敏统领的正白旗、正蓝旗和镶蓝旗(也有人坚持认为由于长幼、军功等因素的影响，两蓝旗的地位应该高于皇太极的正白旗)，最后则是由被处死的褚英之子杜度所掌握的镶白旗(天命末年改为皇太极之子豪格)。

　　皇太极时期是八旗最为激烈的时期，随着汗权向皇权的转化，汗王与诸贝勒间的矛盾不断涌现并激化，因此八旗间的关系也显得颇为复杂，如即位之初两白旗与两黄旗的“换旗”事件、吞并正蓝旗、重新整编两黄旗、两红旗势力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两黄旗仍因皇帝亲率而地位最尊，其次是由皇子豪格所统领的正蓝旗，接下来是旗主与皇太极私人关系密切的镶蓝旗，两红旗和两白旗则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起落。

　　比如前面提到的十王亭，按照女真(满洲)以右为尊的旧俗，在十王亭修建伊始，八旗的次序大约应该是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正白旗、镶红旗、镶白旗、镶蓝旗和正蓝旗，即代善代善的地位也就仅次于父汗努尔哈赤。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借着颁行符合帝制礼仪的机会，他特地将八旗排序时尚右的原则改为尚左(其它很多仪式仍以尚右为准)，于是八旗的次序也就自然而然的变为了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这种变化对于领有两黄旗的皇太极来讲自然是无所谓的，可代善的旗分却由第三位(正红旗)和第五位(镶红旗)下降到了第四位和第六位，个中滋味不言自明。

　　多尔衮摄政期间，八旗的领属关系再次发生变动，主要体现在两白旗内的调动和意图兼并原属豪格之正蓝旗。皇太极驾崩伊始，郑亲王济尔哈朗因与皇太极私人关系密切，又有扶保新君之功，加之乃另有全旗(镶蓝旗)之亲王，政治地位始终在领有半旗牛录(与阿济格共领镶白旗)的多尔衮之上。为了摆脱这种窘境以达到独掌国政的目的，多尔衮在崇德八年九月至十一月间，通过罚取多铎正白旗牛录和调出阿济格及其牛录的方式，取得了自己对正白旗全旗的统领关系，而将弟弟多铎改领镶白旗。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正蓝旗旗主豪格被多尔衮致死，本该有顺治皇帝接管的正蓝旗被多尔衮强行占有，并且为了“以图长久”，他还与弟弟多铎商议，将镶白旗下多铎的属人和正蓝旗下豪格的属人进行了对调，希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独占两白旗、多铎领有正蓝旗的目的。可惜计划还未完全实现，豫亲王多铎便因病过世，而多尔衮自己也于第二年早逝于喀喇城，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本属于自己的正白旗也变成了皇帝麾下的一员。

　　“上三旗”与“下五旗”

　　不管如何，随着顺治皇帝的亲政，八旗间领属关系的反复变化和旗主间倾轧、斗争乃至兼并的局面终于落下帷幕。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济尔哈朗等追究多尔衮之罪，收夺其所属正白旗归于顺治皇帝，至此皇帝亲属的旗分才由两黄旗扩大到两黄、正白三个旗，而历史上也才见到关于“上三旗”和“下五旗”的记载。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26年)以莽古尔泰、德格类生前有“谋逆”行为为由将正蓝旗“附入皇上旗分”是清代“上三旗”的由来之始，这种看法是有所偏颇的。首先，被收夺入官的正蓝旗并非依旧保持着完整的建制，而是被打散后汇编到了皇太极的两黄旗中，即所谓“编为二旗”。同时，皇太极又将长子豪格和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所辖的镶黄旗牛录析出，改编为新的正蓝旗，并交由豪格管理。因此，虽然可以将豪格所领的正蓝旗理解为同是皇太极的“嫡系势力”，但从隶属关系而言，皇太极始终只统领有“内两旗”，而没有“上三旗”之说。

　　至此尘埃落定后，我们可以将八旗地位的高低分为两部分了，即由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和由宗室王公统领的“下五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有清一代的官方文书档册也均据此进行书写登记。但仍需强调的是，八旗旗色间虽然有所区别、上三旗更多承担对皇帝的责任和义务，但内部的机构架设及行政级别都是相同的，并不能简单粗暴的认为“隶属于镶黄旗下的人要比隶属于镶蓝旗下的人高贵”或者“黄旗的人都是贵族”，毕竟无论在哪个旗色下，额真(ejen，即主子)都是额真，阿哈(aha，即奴隶)也都是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