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剃发令”以及因它而起的几次江南大事件，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声讨。那么如果没有“剃发令”，清军对江南地区的大，尤其是针对士绅阶层的大，难道就不会发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依旧还是会，为何?因为这和清廷的组织结构，以及辽东和江南两大核心地区汉人的特质有关。

　　这又怎么说呢?我们慢慢看来。

　　一、

　　当年的辽东地区，经过明初的大力开垦，早已经从蛮荒之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种植，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了。在此过程中，明代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了辽东，与关外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混居。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粮食产量并非象如今这么高产，这就注定了辽东地区的汉人不可能只依靠农业过活。于是当时的辽东地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女真人不断地学习汉人种地，汉人则学起了骑射狩猎以补贴家用。

　　面对这种胡汉混合的状况，出身关内的明朝官员首先就对辽东汉人心存疑虑。比如辽东经略熊廷弼就指出辽东汉人“浸染胡俗，气息相类”，宁可从关内的华北地区乃至南方的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新兵，也绝不大量使用辽人。如果不是他们还有擅长骑射这个特长的话，熊廷弼怕是都能将军中的辽东人全给裁撤了。

　　虽说熊廷弼有点“地域黑”的意思，但当时关外汉人和关内汉人不和早已不是秘密，辽东本地的军人和关内派来的援军配合极差，“友军有难而不援救”的现象时常在辽东战场上演。

　　而后金方面，归降他们的汉人官兵则被积极接纳，比如大凌河战役后，投降的汉军将士就大量被安排与满洲女子结婚。再加上皇太极对包括汉军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毫不吝啬，远比克扣成风的明军要公正得多。这就造成了明末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一将领，在投降清军后，与他在明军时的表现，往往判若两人。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金和后来的清政权在辽东人的心里要比明朝靠谱得多，也更得人心。同时，由于女真人不擅长管理，辽东地区的汉人就大量被征召和明朝投降的官吏一起，为后金政权管理辽东。比如后来赫赫有名的范文程就是其中典型。

　　这些人自认为问心无愧，因为在明朝他们就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们的一切都是满人给的。

　　二、

　　看完辽东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明朝时期的江南问题。

　　明朝时期的江南，无疑是纳税大户，但明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却十分不擅长。强大的中央集权迫使全国的财富都往北方流动，这无疑让负担着全国纳税额大半的江南人士十分不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万历年间还产生了一项东西，那便是“火耗”。其原本是指碎银融化重铸为上缴的银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后来泛指运输过程中的一切损耗，包括征收人员的开销、米粮和款项的包装运输费用等等。

　　而“火耗”这玩意又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同时明朝给官员的工资又非常低，以至于低级官员靠着薪水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而且给的休息时间还少，一个月才三天假。这种严苛的待遇变相地逼迫官员们联合起来贪污，于是乎，借“火耗”名目进行的搜刮就成了明代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另一负担。

　　虽说地方问题一直都是明末有识之士的一个心头病，但偏偏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从科举出身，使得自古擅长科举的江南是士绅子弟在官员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一旦朝廷胡乱开刀，将会引起江南籍贯的官员集体罢工，整个怕是会立马停止运转。

　　三、

　　随着清军入关，拿下了包括江南在内的大片明朝故土之后，这个情况也困扰着清朝。

　　因为随着清朝入主中原，他们将不在是关外蛮夷，而是要成为将要治理天下的王朝，以前那种劫掠的手段定然是不能再用了，于是乎，赋税也就成了清朝继续生存的头等大事。而此时的北方早已被清军、明朝的乱军、各路的叛军荼毒已久，很难再产生大量赋税，所以江南地区的财富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既然江南的财富如此重要，而江南籍贯的士绅又多在明朝拥有盘根错节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明朝收不上来税收，那么对清朝来说，就简单多了：把你们都杀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剃发令全国都有，在关外早就已经实施了，唯独在江南这么有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清朝在大肆了这批腐败且又极力维护明朝旧制的江南士绅官员，抄没他们的家产用以填补之后，系统内的辽东人便开始走马上任去填补他们的空缺了。

　　对于早已进入清朝体系的辽东武人如佟氏家族来说，杀江南士绅根本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对于范文程这样的辽东文人来说，几百年来江南人一直在官场压着他们，这次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了。就算是李成栋这样出身农民军后被明朝招安，再投降清朝的将领来说，江南士绅一直高高在上骑在自己头顶，杀他们同样毫无负担。

　　所以，对于清朝来说，抵抗“剃发令”与否根本就是次要的。

　　一群掌握着财富，又忠于前朝，偏偏还没有足够武力去保护财富与官位的人，不杀简直没有可能。而辽东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融合早已经算是自己人了，至少要比南方人亲近得多，官位正好可以留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