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夫余的崛起。从传承上来看，夫余是不同于肃慎(挹娄，勿吉)、东胡(乌桓、鲜卑之属)的，而是与肃慎、东胡共存的族系。夫余居北部偏中，肃慎居北部偏东，东胡居北部偏西。当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与夫余并存的民族还有高句丽(亦称句丽，后称高丽)、乌桓、鲜卑、挹娄(后称勿吉)、秽、貉等。“夫余一族，与秽貉有关。”“濊貊”一词，最初是单独出现的。应该分别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其中它们还各自包括很多部族。“濊”在北，貊”在南，相对来讲，“貊”族由于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的先进文化，因而所受到的中原经济文化影响比较深，社会发展程度也较高。

　　“濊貊”的发展衍生出夫余、高句丽、沃沮等族，这些族虽然几经迁徙，但仍然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中心。夫余建国的地方是“秽”(通“濊”)地，西团山文化是目前史学界一致认可在松花江流域的典型的秽人遗存，它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松花江中上游和伊通河流域，向西可以到达东辽河流域，东至张广才岭南端威虎岭，北至拉林河上中游的左岸，南至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上游，是西周到秦汉时期分布在中国东北吉林至长春地区的一种文化。

　　有学者考证，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在地域以及年代、出土器物等诸多方面有很强的一致性，因而推断西团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夫余文化之源”。对此，我们认为西团山文化应该是夫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陶壶为例，夫余文化的陶壶以夹砂(或砂质)褐陶、素面、折沿、有颈、鼓腹、平底、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桥状横向圆耳(也有少部分无耳)为其基本特征，也是白金宝文化、西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器物最主要和最富特征的器物。

　　此类陶壶在西团山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以喇叭形口为基本特征，渐次发展演变为直口(或称直颈)、侈口直颈或斜颈，而明显的颈部是早期遗存中所不见的。如果把西团山文化的陶壶与夫余文化的陶壶相比较，则西团山文化晚期陶壶与夫余文化的陶壶有着更多的一致性。有颈陶壶是白金宝文化的此类陶壶的固有因素，而喇叭形口的陶壶是西团山文化此类陶壶的固有因素。“从夫余的此类陶壶的外部轮廓上看，其颈部以上(包括颈部)更多地反映了白金宝文化的此类陶壶的特征;而颈部以下则具备了西团山文化同类陶壶的特征。最明显的差异是耳部，西团山文化的陶壶为板耳，而夫余文化的陶壶为圆耳，这大概是受白金宝文化较为盛行圆耳的影响。”西团山文化中的长颈、圆腹、双桥耳陶壶与早期夫余文化的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陶壶很相似。

　　而其他考古发现的器物也有一致的特征。在夫余和西团山文化中，陶鬲的变化也都是趋于简单;陶豆发现较多都是浅盘或碗形豆盘、高柄，个别也见罐式豆盘。柄部基本形制为圆柱状，大体分为近双曲线形，近直圆柱形和略呈外弧形，其中有实心和空心之分;西团山文化的陶豆，豆盘基本是碗形，豆座基本是覆碗式的大圈足，不见明显的豆腰。夫余文化的早期那种双曲线豆柄很像是被抻长了的西团山文化陶豆的豆腰。这里似可以看出夫余文化与西团山文化的渊源关系。杯、碗的形制十分相像;陶罐中的深腹和大口罐也能找到一致的特征。青铜剑所反映出的共性更是令人信服。从以上的考古因素分析，夫余文化和西团山文化的承袭关系不容质疑以考古资料分析，在北夷“橐离”与秽人的西团山文化之间，夫余文化确立之前，尚有过渡文化的出现。这样的过渡区间使得这里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倾向性，即靠近白金宝文化的分布区域，其陶器就更多地具备了白金宝一望海屯的文化特征，如扶余的北长岗子遗址;而越是靠近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其陶器则更多地具有西团山文化的特征，如农安的田家坨子遗址挹娄，西与鲜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卑接，……”

　　夫余文化南部很可能受到高句丽的影响，东部则有挹娄文化的因素西部的文化受到东胡鲜卑的影响。其中“鲜卑的分布范围大体在东北的西部草原地带，其东与夫余当在今大安、乾安、双辽一线接壤”。在吉林省西部的长岭、梨树、四平、辽源以及北部的扶余、德惠、榆树等地的夫余文化都有鲜卑文化影响的痕迹，此现象也是在考古资料中给予了证实夫余建国以后，创立了自己的文化。这里既有“橐离”旧的文化内核。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定辽东、辽西4郡;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苍海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4郡。此后，旧燕之地一东北地区南部开始有“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这是史料中关于夫余最早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夫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就已经建国，如以西岔沟墓地的年限来推断，其建国当在秦汉之交。而“夫余本属玄菟”，恰恰说明夫余是一个隶属于汉朝玄菟郡下的一个方国，也是一个地方民族自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