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晋国小宗代大宗的战争历程中，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及后来的公族子弟发挥着重要作用，到晋武公时代这些子弟更是在攻破翼城的决定性战役中冲锋在前，是为晋武公的最大功臣。不过在晋武公的心中对这些子弟多半是充满担忧的，晋武公可取翼城大宗而代之，这些宗族功臣一朝得势，自然也能取晋武公家族而代之，因此在对嫡子姬诡诸的教育中可能也充斥着这种对宗族功臣的忌惮之意。后来姬诡诸成为晋国国君后，即更是深以为患，《左传》载：“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

　　而我们要讲到的晋国权臣士蒍正是借此而进入朝堂。士蒍，名为祁蒍，也是晋国有名的贵族子弟。说到这个士蒍，其家族的历史也极有渊源，追溯到上古时代是尧舜身边的重要力量陶唐氏，到夏王朝的时候也是为夏王圈养神龙的御龙氏，这个家族历经朝代更替，虽是起起落落，但似乎其生活环境始终处于周唐之地。后来出了个杜伯因劝谏得罪了周宣王被杀掉，杜伯儿子隰叔避难到晋国担任士师之职。 “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士师是掌管刑罚禁令之官员，也就是军中之执法官。

　　士蒍即是隰叔的后人，这即是说当春秋伊始，士蒍这支部族虽不如当年兴旺，但在晋国之地也算是望族。当时的时代很多名门贵族有个传统，就是被封官职，就会以官职为姓，比如有司马、司城、司寇的，皆是以官职为姓。隰叔担任士师而后，这支部族从此也就称了士姓。而且晋国似乎也为士师这个官职定了世袭之习，隰叔担任的士师，到后来士蒍也是担任的士师，有着家学渊源的士蒍从来就是晋国刑法的精通者，因此晋武公而后的晋献公时代，士蒍始终都是晋国刑法之权威。

　　士蒍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士师这样的官职，对于晋献公对宗族公子的担忧之心，士蒍也是筹谋日久，遂才提出了颇有远见的策略：“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 士蒍在诸公子间采取的是挑拨离间之策，导致诸公子间先是发生内部自相残杀，其后待时机成熟，把诸公子迁至聚邑之地，这个聚邑可不简单。本来当时就是这个时期的富庶之地，诸公子在这里声色犬马，两三年间即被磨灭了雄心，晋献公遂是围而歼之，而聚邑则反而成晋国都城，易名为绛地。诸公子的血倒是成了新都城的见证。

　　此战而后士蒍更受晋献公之重视，升职为司空，“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其后晋国的重要城池蒲地、屈地两座城池，皆为士蒍所修筑，而蒲地、屈地恰好又是晋献公的重耳、夷吾两大公子的驻地，可见士蒍已将政治力量延伸至晋公族的全域范围。

　　士蒍对申生有所偏爱，当申生征伐取胜归来，士蒍以“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预言申生之灾，“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於新城”，可是有先见之明。后来士蒍还说过：“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就是对申生、重耳、夷吾三大公子的太子争夺战非常不满，跟荀息的愚忠于晋献公不同，士蒍因有此念，对三大公子就没有明确之站队，因此即便其后夷吾、重耳先后为君，对士蒍这只老狐狸也是相当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