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后世称为崇祯帝。与其他朝代的末世君主不同，他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算得上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奈何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积重难返，最终在内忧外患下崇祯只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让后人叹息不已。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崇祯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坐上皇位的。

　　历史上，崇祯继位可以说就是一个意外。天启七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到西苑游船，乘小舟去深水处泛荡漾时被一阵狂风刮到水里，差点被淹死。因惊吓落下了病根，身体每况愈下。饮用了尚书霍维华进献的“仙药”几个月后，渐浑身水肿，卧床不起。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朱由校没有子嗣，所以把王位传给他。

　　所以从当皇帝这事上，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压根就没想过。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他想当一个好皇帝，但是他却不具备一个好皇帝应有的性格。崇祯的天赋算不上优秀，也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只能靠后天的勤奋去弥补，想在实践中摸索一条救国之路，可惜时局给不了他那么多时间。

　　我们要了解崇祯皇帝，就必须了解他执政时期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其一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其二为崛起的大清，其三为农民起义军，其四是崇祯自己。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崇祯的执政生涯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铲除阉党，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就是大力清除阉党。在整个过程中，崇祯皇帝朱由检所展现出来的隐忍与果断确实非同凡响，他先是麻痹魏忠贤及其党羽，在魏忠贤试探性地递交辞呈时，果断回绝，夸赞魏忠贤对朝廷贡献巨大，哥哥天启皇帝叮嘱他要信任魏忠贤。这是让魏忠贤万万没想的，魏忠贤误以为崇祯皇帝依然会像天启皇帝一样宠幸他，于是就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

　　接着，崇祯抓准时机先后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客印月及兵部尚书崔呈秀，夺回兵权，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经此一事，大臣们纷纷弹劾阉党集团，崇祯看准时机，借着海盐县的贡生钱佳徴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的时机，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

　　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至此，贪污受贿、玩弄权术、，还阴谋造反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但崇祯过早过快的铲除魏忠贤集团，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崇祯时代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第二，重启东林党，东林党起于万历年间，最初是一群充满理想，心怀天下，以匡扶社稷为己任的士大夫建立了东林书院，向天下传递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痛斥时局的昏暗，朝廷的腐败。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明熹宗时期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天启五年的时候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天启六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东林党人在朝堂之上已经失去话语权，活着的东林当人也只剩一些阿谀奉承、明哲保身之辈。

　　一直到了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等到魏忠贤余党基本被肃清的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自此，东林党算是重新被启用，在朝堂之上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这里我所说的东林党，是指崇祯铲除阉党之后的以东林党为首的整个文官集团。

　　此时的东林已不同往日，虽然一直高举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三项具体主张，但此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如何奸佞污浊的集团和阉党其实没什么两样，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没能看清，他对东林党的印象还是保持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阶段。

　　第三，拒绝议和，崇祯元年，清皇太极便积极联系辽东督师袁崇焕，声称愿意“去帝称汗”，积极寻求与明廷和议，但是因为崇祯以及朝臣均认为流匪不足为惧，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清军，所以议和一事在部分大臣的反对下，被搁置了。与清(后金)议和时机就此错过，清军旋即入关报复，明朝也集中军队与清朝开战，结果十三万大军一击溃败。此后中原叛乱再起，明廷疲于两线作战。同样，李自成攻入北京前，曾给崇祯明确表过态，只要明廷能封他作河南王，他可以马上调转枪口跟八旗开战，但崇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其实崇祯想过与清(后金)议和，但与李自成议和可能压根就被他心里拒绝。

　　第四，处死袁崇焕，明末袁崇焕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天启七年，崇祯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七月，袁崇焕返回京城，崇祯于平台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声称自己可以五年复辽，为此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赞赏。随后的袁崇焕当上了辽东督师，拿着崇祯赏赐的尚方宝剑再次来到前线，成为东北地区和渤海湾部分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然后，袁崇焕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了至今都仍有很大争议的几件事：以粮资敌、擅杀毛文龙、私自议和，加上之前在崇祯面前“五年平辽”的欺君，条条罪状都可以要了袁崇焕的命。

　　此时的崇祯本来就大为不满，接着又爆发了己巳之变，即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主皇太极举兵数十万分别进入龙井关、大安口，袁崇焕听闻后率领祖大寿、何可刚入关守卫，但不久之后，遵化、三屯营都被后金军攻破，后金军越过蓟州往西，直逼京城，袁崇焕忙率兵护卫京师与后金军鏖战，经过艰难的战斗后，皇太极率军撤退。

　　金军退兵后，袁崇焕却被治罪，原因是朝中大臣却有很多人认为是袁崇焕放清兵入关，于是纷纷诽谤袁崇焕与后金军有勾结，朱由检对此也很怀疑。最终，崇祯以擅自与后金军议和、擅杀毛文龙两条罪名定袁崇焕死罪，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袁崇焕是否该死，我们不讨论，但是崇祯杀袁崇焕确实是自毁长城。

　　第五，错失保京机会，崇祯十七年，明朝内忧外患令崇祯帝长吁短叹。清军攻占了山东、畿南88个州县，摄政王多尔衮统领十几万大兵虎视眈眈;张献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夺关占地，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更严重的是李自成已经潼关，占据西安，控制了西北，并整顿兵马打算直取北京，大有成王建国之势。

　　正月初四，崇祯帝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邱瑜及兵部尚书到御书房议事，讨论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紧急奏折。虽然放弃了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陷落。崇祯陷入两难选择，如果命令吴三桂进京勤王，山海关很有可能落入清军手中，如果不让吴三桂进京则北京城很有可能被李自成大军攻破 。崇祯没有自己决断，而是在朝堂之上与大臣们共议。

　　第六，错失南迁，在争论是否弃地守京的朝会退后，大臣李明睿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他认为即使弃地也难保北京安危。这个计策在当时而言确是上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在李自成攻克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岌岌可危时。李明睿又在朝堂上奏请南迁，崇祯当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没料想，左都御史李邦华竟说：皇上应该 镇守京师，让太子南下江南。崇祯帝见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便将太子南迁之事训斥一番，南迁之事作罢。

　　结果朝堂之上，众位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绝不弃地，双方僵持不下，不欢而散，命吴三桂入京勤王的提议也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随后的崇祯皇帝下了“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前来护驾。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军队始终没到，大顺军却像潮水一般涌来。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崇祯帝，劝他尽快南迁。结果朝堂之上众大臣各怀心事地一言不发。正在尴尬无奈之时，前方传来保定失陷的消息。南迁之路被掐断，往南逃跑的可能性很小了，再议南迁之策，已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崇祯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凉透，彻底绝望。3月28日，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缢身亡。

　　那么我们现在来捋一捋，崇祯皇帝到底是明是昏。

　　细数崇祯的执政生涯，可以说崇祯是个非常勤政的君主，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兴亡，和君主是否勤政没有直接关系。作为一名君主关键还是要会用人，要善于发现贤臣，更要善于用贤臣，信任贤臣，大胆的放权于贤臣，让贤臣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从此处看来，崇祯用人有着他致命的缺陷——用人多疑，急功近利，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全盘托出。

　　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领兵的大元更不用说，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不保。他狭隘的用人，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可以说崇祯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用人，而他的用人又决定了大明的兴衰。

　　崇祯不是明君，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皇帝，他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急躁轻信、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刚愎自用，待人处事喜怒无常!在崇祯看来，民众败者为贼寇，官员败者为罪臣。永远正确的只有他天子崇祯。这一任性猜疑和多变的性格，造成了无数个可堪任用的杰出将领朝夕之间身首异处、命丧黄泉!而可用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少。

　　同样，崇祯皇帝也不是不是一个昏君，因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试图重现明皇朝当年辉煌景象，他确实为了朱明王朝奋斗终生，尽了他能尽的力。只能说崇祯是一位时运不济的皇帝，“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